关于文体方面的冲突，以诗歌为例：自191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百年历史中，新诗与旧诗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90年代以来，新旧争鸣日益严重，一些学者甚至提出现代、当代文学中不应该研究旧体诗。反对把旧体诗纳入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们认为，20世纪的文坛，旧体诗的成就不足以与新诗媲美。“这是站不住脚的”。20世纪新诗的成就并不是十分耀眼，能让后人记住的就只有艾青、穆旦、海子等少数诗人，还称不上是十分繁荣。而同一时期，“旧体诗的成就并不比新诗逊色甚至还超过了新诗的成就”。鲁迅的旧体诗好多都被后人传诵。郁达夫的旧体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散文和小说。田汉作为一个话剧作家为大家知晓，也写了不少新诗，却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他在旧体诗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新诗。聂绀弩的“聂诗”名扬海外……这些新文学家的旧体诗都有着卓越的成就。我们并不否认新体诗的成就，但大家应该持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对待旧体诗，而不是一味地把它排斥在现当代文学的舞台之外。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旧体诗是过时的、守旧的文体，是不能进入现当代文学的领域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这种提法在新诗草创的年代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现在的文化背景下还这样说是不公平并站不住脚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新诗是“创新的、进步的、革命的、新潮的”，而旧体诗是“落后的、反动的、保守的”，可把这种现象称为“文体的政治”，是“诗体的等级制”。诗体本身是客观的东西，只是现代人赋予了它们意识形态的内涵而已，如“十四行诗”在中国的“命运”为例：十四行诗是英国的古典诗体，我国的学者在把它引入中国的时候将它纳入了我们的新体诗的范围，这就反映了诗体代表的意识形态只是我们赋予的，与其本身无关。就此看来，“旧体诗是过时的、守旧的”这种观点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学者不愿意旧体诗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的第三点原因是“害怕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框架撑破了”。在那些学者看来“旧体诗是现当代文学不能承受之重”。其实，回望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有好多近代文学家是推崇旧体诗的。例如，郭沫若先生在解放以后说：“新诗万岁，旧体诗词也万岁”。近代诗界巨擘闻一多先生，晚年反思自己的创作经历时也写道“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写旧诗”。新旧诗体应该是平等的，新的“自由体”诗歌要生根发芽，旧的“格律体”诗歌是民族的、传统的，它的发展也应该得到支持，“新诗也应该有这种雅量去接受旧体诗”。

此外，对于新、旧小说，现代话剧与古代戏曲，新、旧散文这几种不同文体中的新旧冲突，“近百年来，新旧文学一直有冲突，但是，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回应，并不一定要保持五四时期‘反对一切旧的东西’的态度”。

再探新旧文学之语言冲突

面对文言与白话的激烈冲突，做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棱子和梭子。把棱子比作声音语言，而把内涵概念比作梭子。“棱子”与“梭子”的关系游离复杂。也就是说，现代人可以在古典诗的符号系统中提炼出现代意识，而在白话诗歌中也会体现出落后的文化意识。也就是说，决定思想落后腐朽的绝对不是作为符号的文言文或者白话文。

引用学者郑敏的话，把白话文喻作滔滔不绝的长江之水，而把文言文比作看不见的河床，两者是二为一体，相互交融。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用郑敏先生的观点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进行反思，为什么发展近百年的新诗没有引起海外汉语学家的关注与赞赏。“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只有言语却没有语言，将白话与文言文完全割裂，无疑是对母语的“拭母”行为。现当代作家学者对文言文隔绝太深，他们与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不同，没有资格反文言文。”中国新诗之所以没有成就，就是因为把两种语言对立起来了，没有了诗味。“语言不好对于文学的发展是致命的伤”，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的语言更需要不断地融合。

什么样的语言才称得上是好的语言，有专家推崇的是鲁迅，喜欢他“诡异”的、文白夹杂的语言。也有人对叶圣陶也比较欣赏，认为他的语言是“口语化中又很雅逊”，莫言、贾平凹的语言也不错，但是“想为他们的语言做一下清洁”。

深层次追寻新旧冲突之根源

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冲突，更是思维方式的冲突。这种文学方面的冲突其实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其实有些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学者在文化大革命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成了不屈服的主心骨，相反的，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的学者在这些时候反而表现出了封建的统治模式下形成的“奴性”。如郭沫若先生的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郭沫若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的那些东西都不算什么，毛主席的诗词才是辉煌的”。对此，有学者认为：“从保守主义变成自由主义不容易，但是从自由主义变成保守主义就很简单了”。学者需要有“节气和独立的人格”，要“知行合一”。希望文学家能够掀起一股非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文学界要不断自我革命、否定，而不能保守与止步不前。这样才能展现出现当代文学的真正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