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可以称之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作为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点：具有涉外因素。具体体现在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具有涉外因素;是广义的民商事关系;是会发生冲突的涉外民事关系。

1834年美国法学家J.斯托里首创国际私法一词作为法律抵触法的同义语。随后，在德文、法文中创造了相应的词汇，再后在意大利、西班牙文中也产生了相应的词汇。在中国和日本则称为国际私法。因为国际私法是关于各国民法的适用的法律，所以又称为法律适用法。

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部门，在大陆法系习惯于称为“国际私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而英美普通法系则更多地称其为“冲突法”(Connict of Laws)。尤其有趣的是，“冲突法”这一术语，最早是荷兰学者罗登伯格(Christian Rodenburg)在1653年提出来的，并未在大陆法系国家赢得市场，相反却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广泛盛传。而历史开的另一个玩笑则更发人深省，“国际私法”这一概念也非大陆法系国家学者首创，恰恰是美国国际私法奠基人斯托里(Joseph Story)最先在1834年使用的。正是从两大法系这种有趣的现象中可以发现一些本质的内在。因此，推本溯源，当为国际私法学人的责任。我国明朝大学问家王守仁在其《传习录》(卷上)中曾指出：“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蒋新苗教授遵循古训，深入研究国际私法的本体问题，自然具有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可以说，我国大中小国际私法论者，惟当拥有共同的本体，否则，就非属于国际私法论了。多年来，我国国际私法学界，逐渐分化为三大学派。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私法理论体系与立法框架应为无所不包的大国际私法，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传统的小国际私法观点，还 　　有一部分学者折中为中国际私法观。无论是大国际私法学，还是小国际私法学，抑或中国际私法学，都面临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一旦离开了这些根本性的国际私法本体，也许就不成其为国际私法了。唐善无畏与一行合译的《大日经》(卷七)曾告诫信徒：“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

自唐代因有大食人、波斯人等外国人来华贸易频繁，651年(唐永徽二年)《永徽律》就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依法律论”，法律即唐律、亦即法院地法。因唐律刑、民并无明确区分，这一规定既是国际刑法规定，也是国际私法规定。唐代以后历代王朝主要采取闭关政策，国际私法未能发展，直到清末才稍有恢复。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的《法律适用条例》，规定关于人法、亲属法、继承法采取当事人本国法原则，但因受制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裁判权，适用机会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制定了一些有关国际私法的规章，缔结了有关条约。如1951年内务部规定，外侨相互间及外侨同中国人间在中国结婚，适用中国法，即婚姻登记地法。1960年《中捷领事条约》规定领事可以根据派遣国的授权，办理双方都是派遣国公民的结婚登记，但不免除当事人或关系人遵守驻在国有关法令规定的义务。中国同各国缔结的相互注册和保护商标的协定都规定这种注册和保护适用各自的内国法。近年来，中国与法国等不少国家缔结了关于司法协助的双边协议。为了解决国际贸易和海事争执，中国早已设立了仲裁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见民事诉讼法)设立专编，作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我国已于 2010年10月28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国际私法产生条件

①各国人民往来频繁，有些民事法律关系含有涉外因素，或者涉讼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外国人，或者涉讼财产在外国，或者涉讼行为或事实发生在国外。②各国民法互相歧异，例如对合法婚姻年龄、继承人的遗产分配份额、违约法律责任等规定有所不同。③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有适用外国法的必要和可能。例如中国同不少外国以条约相互给与对方法人以注册商标并予以保护的权利，在执行这种条约时，有时会发生一个法人是不是对方本国法人的问题，就是法人的国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各国的法律是不一致的。欧洲大陆各国主要采取管理中心主义，以法人的社会住所即主事务所所在地国作为其本国。而按照英美法系的国家的法律，以法人设立地国作为其本国，换言之，法人按照哪一国家的法律设立，即具有该国国籍。中国受理商标注册的机关，要决定一个外国法人是否具有该国国籍，只能适用该外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