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重视说话训练，是同他对语文教学的性质和任务有自己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的见解有关。他认为，过去私塾学馆教学生读书作文，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熟读孔孟经典、练就八股文章，日后应举赴考，求得一官半职，从此可以荣宗耀祖。而在新式的学校里，学生学习语文目的主要是为了掌握好语言文字这个工具，学会恰当地说话，恰当地作文，以适应生活和工作的需要。

有人认为，说话能力无须特意训练，只要是中国的儿童，又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总会说通中国话，除非是哑巴。对此，叶圣陶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儿童不经过特意的训练，但因实际的需要，话是仍旧要说的”，“可是没有人在旁边给与暗示，加意指导，所以零碎地说了，朴陋地说了，不完整地说了，也就算数。这譬如让他们在暗中摸索，可以摸到什么地方是说不定的。而所谓‘习惯成自然’却是常遇证明的通则，像这样自然地练下去，往往成为永久只会零碎地说，朴陋地说，不完整地说，而且思想情感也跟着零碎、朴陋、不完整起来”，因此，对于说话这件事决不能只让儿童“随便去摸索”，而应该“由学校里特意训练”。(引文均见《说话训练》，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同)这里显然包含着一重要观点，即：一个人的说话能力是需要经过特意的训练的，因为说话有文野之分，能力有高下之别。“随便摸索”多数只能达到“能够说话”，“特意训练”才有可能达到“善于说话。”叶圣陶给“善于说话”的“善”作了解释：“所谓善于说话，决不是世俗所称口齿伶俐，虚文缴绕的意思。要修养到一言片语都合于论理，都出于至诚，才得称为善于说话。”“合于论理，出于至诚”这八字标准，看似平易，实际上却牵涉到一个人各方面的素养。要而言之，得精于思想，富于情感，工于表达。而“要精于思想，应当有种种的经验推断;要富于情感，应当有种种培养陶冶;要工于表达，应当有种种学习准备”，这种种经验推断、培养陶冶和学习准备，正是特意训练的全部工作。现代教育之所以必要，完全是由于它把人的能力的培养从自然的、盲目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人们的一种科学的自觉的行为。

叶圣陶重视说话训练，还同他对思想、语言、文字三者相互关系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有关。他认为，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主要不是因为心里有意思而嘴上说不出，而是因为他心里的那点意思还处于朦胧状态，或者还很不完整。所以，他说：“不会说话，也就是不大会思想，不大会得到完整的意思。”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往往就是一个思想长期处于含混凌乱状态的人。叶圣陶这样自谦地解剖自己说：“思想的进行到了‘差不多’‘大致如此’的地步，就此停止了，不再向前去求一个清楚明画。不把意思弄清楚明画，所以说出来总感不痛快。说出来不痛快，爽性不大高兴多说。不高兴多说，所以不一定要把意思弄得清楚明画。循环无端，互为因果，使我终于成为不会说话又不大会得到完整意思的人。”这段话说得很通俗，但却真切地说出了说话同思想之间互相影响、彼此制约的辩证关系，同时也生动地描画出了一般讷于言词的人的共同特征。从这里，叶圣陶确认，在语文教学中加强说话训练，其功决不仅仅限于说话本身，重要的是能让学生的思想得到锻炼，感情得到陶冶，使他们在训练说话的过程中养成有条有理地想问题的良好习惯。思想得到锻炼、感情得到陶冶，说话也就能合于论理，出于至诚;话能说好了，诉诸文字也便能写出像样的文章来了。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这种训练亟需加强，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