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刚刚传入日本的时候，所有的日语均用汉字来书写，当时的日语文字系统和今天的汉语文字系统一样是单一的。不过，日语的文字系统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状态。假名的产生传说有二。1)根据日本传说假名是空海法师受到梵文字母拼写原理的启发而发明的。2)大约在公元5世纪，日本人民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音节文字--假名(Kana)。

论及假名之起因，则不得不提“万叶假名”之行程。远古之时，东亚除中国之外，并没有文字。日本虽有自身的语言，却苦于没有纪录的方法，仅能利用口耳相传来传述古事。汉字传入之后，日本以汉字为用，兴起了“文言二途”之制。(即口语使用自国语言，书写时则只能使用汉文。类似中国近代白话文运动之前，人们说话为白话文而书写则以文言文为主。)“然上古之时，言意并朴，敷文构句，于字即难。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以补足用汉文纪录日语之不足。

万叶假名者，是将汉字视作单纯表音符号的一种表记法。例如“与”→“よ、ヨ(yo)”、“乃” →“の、ノ(no)”之类。众人抄写万叶假名之时，因作为万叶假名之表音汉字并不需要如表意汉字般严谨，各种简化方法遂渐渐出现。如“与”→“よ、ヨ”之俦。在约定成俗的简化之后，渐渐成为现代所见之假名。不过，一直到近代统一假名之前，假名仍有多种体系，正是上述假名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的佐证。

日本处在汉字文化圈，其古籍或古代(甚或近代)公文，皆以汉字写成。但由于古代汉文经典的文言文极为难解，汉字笔画又多，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非常难学，便间接造成只限一小部分耐得住十载寒窗的书生，或有钱有势、能雇家庭教师让子女进修的贵族阶层，得以识字书写外，其馀大部分民众均是汉文文盲的结果。此外，更衍生“精通汉文的文人”掌握政治的弊害。于是，“脱汉”风潮也就油然而生。

日本“脱汉”成果是“假名”(かな，kana)，分为“平假名”(ひらがな，hiragana)与“片假名”。二者的造字目的不同。 “平假名”是为了书写和歌、物语而诞生;“片假名”则为了解读汉文而出世。前者的主要书写者是女人，后者的栋梁是男人。

由于宫廷女人长年抄写《万叶集》，而“万叶假名”的汉字，都有固定字音，写着写着，无形中便简略了汉字，变成类似草书的字体，积年累月，就成为“平假名”。另一方，必须学汉文的宫廷子弟或考上大学的菁英，为了将汉文念成日本固有语音，只好在汉文旁加上种种拆解汉字而成的助词与记号，这些助词与记号，正是“片假名”。例如，“百闻不如一见”，日语念法是“百(ひゃく)闻(もん)は一(いっ)见(けん)に如(し)かず”(hyakumon wa ikken ni sikazu)。有趣的是，当时的菁英“作弊”方式跟现代学生学外语时的“作弊”方式大同小异。现代学生有铅笔，可以在“Good morning”旁暗自写下“古的模宁”，事后再用橡皮擦毁灭证据。而古代日本学生，虽然没有铅笔，却懂得用竹签在汉文旁加上补助记号，算是一种“隐形文字”，不仔细看的话，还真看不出“作弊”痕迹。

因此，九世纪中旬以后的日本，有两种书写文字，一是汉文，另一则是“平假名”文。《竹取物语》、《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土佐日记》、《蜻蛉日记》、《枕草子》、《源氏物语》等，均是无标点符号亦无汉字的“平假名”文。而这个时期，也是男、女文字势不两立的时期。

《伊势物语》中，和歌非常多，可以说是用和歌编纂成的故事，全篇以“平假名”书写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土佐日记》却是和歌名人纪贯之假冒女人身份所写的游记。为什么纪贯之必须假冒女人身份?因为这时期，除了和歌，男人在纪录或书写文章时，一律习惯用汉文。站在当时的男人立场来看，“平假名”是女人专用的玩意儿。

可是，游记、日记、随笔等，是一种随意自由抒发日常生活、个人内心感情的散文体裁，用汉文来写，未免太碍手碍脚了。总不能写成孔老夫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类的文体，更无法学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诗体。因此，纪贯之只好假冒女人身份用当时的口语(平假名)纪录下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没想到，正因为纪贯之首开纪录写下了《土佐日记》，宫廷女人们才创下王朝女流文学。

既然如此，那么，男人所发明的“片假名”呢?难道“片假名”只能屈就于“隐形文字”的地位?当然不是。只是，“片假名”堂皇正大出现在书中的时期，比“平假名”晚了二百年左右。首先出现于《今昔物语集》，再过百年后，才又在鸭长明的《方丈记》中露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