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是在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扁圆形状的饼，皮薄陷多，外酥里绵，鲜香味浓，轻咬一口，油水便滋溢而出，以北京的烧饼为例，北京火烧与火烧应该说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品种与前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干火烧做法是，把面和好揉到，切成一两左右大小，用擀杖擀成薄皮，皮薄可至纸张一般，抹上油卷起，竖立压开，包入肉陷，再压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圆饼，放在专门打饼子用的鏊子上烙至外皮焦黄即可。油火烧则直接用面皮包陷，在平底锅浅油中煎熟，食用时，浇蘸上醋蒜汁，清香解腻，更为爽口，其陷多用猪肉剁大葱。也有用羊肉或牛肉的。

无馅火烧很像羊肉泡馍所用的馍。无馅，很硬，大小如手掌，咬起来很劲道。正宗火烧为手工制作，以石磨火烧最为正宗。由于太硬，食用时，常常将火烧撕碎泡于自己菜中食用，也可泡于汤中，尤其是与羊肉汤一起食用。火烧的一大特色是硬而劲道，便于携带，且不易变质。即使外层发霉，切去发霉的部分后，其它部分照样可以食用，毫无变质或者异味。

烧饼与火烧，它们大都是用麦面为主料，经烙或烤而制成的。

北京的烧饼品种繁多，而且很有特色。如《天桥杂咏》中说“酥烧饼”是“干酥烧饼味咸甘，形有圆方储满篮，薄脆生香堪细嚼，清新食品说宣南”，说“闷炉烧饼”是“烧饼圆圆入闷炉，陷分什锦面皮酥，金台佳制名闻久，异地相充总不如”;还说“煎饼”是“传闻煎饼最宜春，裹得麻花味特新，今日改良多进步，一年四季市间陈”。烧饼和火烧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按照张次溪先生的《天桥小吃》一书中说的“烧饼在北京，向分两种(驴蹄、马蹄、盐水、烂炉不在此例)：一为芝麻酱，一为吊炉。芝麻酱用煤，吊炉用柴火。一是其焦，一是其脆，味道各有不同。吊炉没有几家，只因为劈柴太贵，只有芝麻酱随处皆有，煤火的究竟有的多。”

火烧为什么不叫烧饼呢?原来它们是以饼面上是否有芝麻为区分标准。《墨娥小录》把火烧解释为饼，但表面是不用芝麻仁的，这个习惯叫法也很久了(但也有个别品种表面粘芝麻而叫火烧的，如叉子火烧)。火烧的品名也很多，如褡裢火烧、片丝火烧、糖火烧、肉火烧都属于这一类。

据史书考证，烧饼是汉代班超同西域时传来的。《续汉书》有记载说：“灵帝好胡饼。”胡饼就是最早的烧饼，唐代就盛行了。《资治通鉴.玄宗》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与杨贵妃出逃至咸阳集贤宫，无所裹腹，任宰相的杨国忠去市场买来了胡饼呈献。当时长安做胡麻饼出名的首推一家叫辅兴坊的店铺。为此诗人白居易赋诗一首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谗杨大使，尝香得似辅兴无。”说在咸阳买到饼象不象长安辅兴坊的胡麻饼。胡麻饼的做法是取清粉、芝麻五香盐面清油、碱面、糖等为原辅料，和面发酵，加酥入味，揪剂成型，刷糖色，粘芝麻，入炉烤制，因而白居易说“面脆油香”了。此做法与现代烧饼差不多。宋代陶谷的《清异录》一书记载：“僖宗幸蜀之食，有宫人出方巾包面粉升许，会村人献酒一提，偏用酒浸面，敷饼以进，嫔嫱泣奏曰：‘此消灾饼。’乞强进半枚。”说的是880年8月，黄巢农民起义，兵逼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没有吃的，宫女用宫中带出的一点面粉，用村里人送的酒，一起和面，先在锅内烙，后在炉内烘熟，拿给他吃，说这是消灾的饼。僖宗勉强吃了半块。这种先烙后烤的方法和现在相同。“消灾饼”不用芝麻，大概就是现在的火烧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已有“烧饼做法”，与唐代的烧饼做法相差无几。

北京的烧饼与火烧应该说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当然品种与前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首先外地特色风味烧饼传入北京的日益增多，这些“外来户”，如历史上的山东锅饼、天津煎饼，为北京人所接受，成为“入籍”的北京小吃。这表明北京小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将进一步得到发展与充实。其次炊具、厨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炊具如电烤炉、电饼铛、微波炉的出现，也必然出现对旧有工艺的改革。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质量应该是第一位的。例如传统的北京烧饼，有人说已没有烧饼味了，这是偷工减料、工艺不到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必须提倡精工细作的商业道德，才能够使北京真正成为“八方风味聚京华”的美食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