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与文化名人03》

　　中国是酒的故乡，而杜康则是中国酒的鼻祖，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酒文化就是以酒为载体的中国文化现象总和，包括酒政、酒令、酒仪、酒俗、酒礼、酒德、酒趣、酒功、酒文学艺术、酒文化的价值体系。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又同时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在一些局部地区，酒业的繁荣对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酒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税收入在历史上还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税(或酒的专卖收入)还与徭役及其他税赋形式有关。酒的厚利往往又成为国家、商贾富豪及民众争夺的肥肉。不同酒政的更换交替，反映了各阶层力量的对比变化。酒的赐晡令的发布，往往又与朝代变化、帝王更替，及一些重大的皇室活动有关。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给人民的生活中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几千年来，酒的作用远不限于此三条，起码还包括：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

　　白酒是中国世代相传的酒精饮料，通过跟踪研究和总结工作，对传统工艺进行了改进，从作坊式操作到工业化生产，从肩挑背扛到半机械作业，从口授心传、灵活掌握到有文字资料传授。这些都使白酒工业不断得到发展与创新，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批厂家成为中国酿酒的大型骨干企业，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继承和发展这份宝贵民族特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酒文化，使白酒行业发扬光大。

　　古代酒禁，约有四类，第一，为强国而禁。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酒亡国者。周公戒之曰：“群饮，汝勿佚，执拘以归周，予其杀而禹恶旨酒。”周公颁诰，严厉禁酒，唯恐民众败德伤性，损害元气，此为强国而禁酒。第二，为节约谷物而禁。酿酒需要大量谷物，东晋之时，一郡禁酒一年，就省米百万斛。(《晋书》卷九十一)刘备在益州任官时，曾因天旱而禁酒。(《三国志》卷三十八《简雍传》)节约谷物，历代禁酒，一般在灾荒之年实施俱多，史籍累见不鲜，但均为短期。因嗜酒自古成习，长期禁之，断难实行。第三为专卖而禁。《汉书·武帝传》韦唁注云：“禁民酒酿，独官酒置，如道路投木为权，独取利也。”似此非真禁酒，乃官府独自酿卖，以获其利，独占专利，可谓假禁。此前之禁，为民而禁;然武帝之禁，为利而禁，两者泾渭分明。后来，两晋时朝廷实行的权酤，与汉武帝的酒酿专卖制度同为一丘之貉。可见，饮酒日盛，习俗日普，国家制度随机应变，官利本位优先，古今皆然，又岂独酒俗为然欤?但民好饮酒，禁之不绝，史籍昭然。第四，因酗酒肇事而禁。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农民丰收后酗酒闹事，文成帝为此下令禁酒，诏令明言：“酿、沽饮皆斩之。”(《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实则民禁官不禁，明禁暗难禁。(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杯小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无论怎样，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与酒搭上关系。这种关系的物化表现就是酒趣。酒趣富于酒令之中，酒令则纯是以文化入酒的，是酒文化中的文化精粹。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酒令就在黄河流域的宴席上出现了。酒令分俗令和雅令。猜拳是俗令的代表，雅令即文字令，通常是在具有较丰富文化知识的人士间流行。白居易曰：“闲徵雅令穷经吏，醉听新吟胜管弦。”认为酒宴中的雅令要比乐曲佐酒更有意趣。文字令又包括字词令、谜语令、筹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