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流行音乐解读6》

1981年台湾流行音乐开始崛起，乐坛在短短数年间极度地膨胀，加大了台湾国语乐坛竞争机制和商业运作的发展。

现代民歌经历了七年的发展后，在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不难发觉它所面临的困境。单一的音乐路线，无疑在此时为民歌敲晌了警钟。对于新一代的民歌继承者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自身的尝试来扭转这一现状。在这一行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就是由李寿全、苏来、靳铁章、许乃胜、蔡琴、李建复所组建的“天水乐集”工作室、“天水乐集”在台湾乐坛上首开了音乐工作室的先河。尽管事实上“天水乐集”仅推出了两张作品(李建复《柴拉回汗》;李建复、蔡琴《一千个春天》)即宣布解散，但这两张作品却可堪称是民歌时代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之作。

1981年，齐豫在沉寂一年多后转投到了拍谱唱片旗下，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你是我所有的回忆》。齐豫在声音的处理上，更趋于成熟与细腻，被当时乐坛一致评价为台湾的“JohnBeaz”。金韵奖合唱中以一曲《归人沙城》而走红的施孝荣，81年推出了首张专辑《施孝荣》。专辑中一曲《拜访春天》，首次进行了山地音乐节奏的尝试，而专辑中另一首作品《中华之爱》在当年更是好评如潮，年底一举夺得了金鼎奖最佳作词、作曲及演唱三项大奖。81年，杨芳仪、徐晓菁共同推出的《听泉》专辑，则在民歌的后期首开女声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在当时的乐坛相对少见，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并直接影晌着八十年代的“百和二重唱”、南方二重唱“等女声重唱组合的发展。

进入八十年代，面对时代飞速前行的脚步，民歌的发展已远离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与此同时，段钟潭与段钟沂以原滚石杂志为基础，开办了台湾滚石唱片公司。代表新生代唱片业者的滚石以一系列极具现代流行意识的专辑作品，预示着一个即将来临的新音乐时代。民歌时代极具影晌力的歌手张艾嘉在转投滚石旗下后，由当时初出茅庐的罗大佑担任制作人，推出了《童年》专辑。虽然专辑中大部分作品依旧沿袭了民歌的曲式，但像《大家一起来》、《小天使》、《春望》等作品均以极富现代韵昧的编曲、录音手法，给人以完全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滚石推出的陶大伟、孙越《朋友歌》专辑，虽然从表现上看是一张“玩票”形式的作品，但在音乐中他们却大胆吸取了The beatles的曲风，并唱出了“洋烟不比长寿，清茶胜过酒”(注：“长寿”为台湾生产的一种香烟)这一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话题。这些作品无疑与民歌憧憬式的表达有着明显的区别，为国语音乐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1981年，台语音乐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震动。四月十一日，台语乐坛极富色彩的歌手陈达因车祸不治身亡。一个拯救文化流失的 “陈达时代”就此宣告结束。但陈达却无可否认地影晌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台语音乐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作为新人的沈为程以首张台语专辑《心事谁人知》，在乐坛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品在乐坛上首开了台语歌多语化多元化尝试的先河，开启了台语音乐商业化的先声。自沈文程后陆续有洪荣宏、陈明章、江蕙投身于台语音乐的发展中，从而确立了台语音乐在台湾音乐市场上应有的地位。

第二章：1982年：黑色侵袭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的阴暗面也开始暴露于人们的眼前。粉饰太平的作品已无法再引起新生代歌迷的共鸣，大部分青年重新开始沉迷于西洋摇滚乃至古典音乐之中。西洋音乐自60年代后，再度成为了乐迷们的宠儿。恐怕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比罗大佑更令我们怀念的了。罗大佑毕业于台湾“中华医学院”，早在学生阶段就显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但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却是在接连遭唱片公司拒绝后才得以在82年面世。专辑摆脱了以往民歌作品风花雪月的刻板语言，以现实社会中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为题材，开创了批判写实作品的先河。在音乐上，他大量运用了西洋摇滚的表现形式，从而引发了国语乐坛最具意义的音乐革命。为了寻求音乐的整体感觉，他甚至能为一个音色的处理，而远赴日本完成。同时，罗大佑在专辑中对民歌的现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不过如此也……”。专辑的推出，扭转了许多人对于国语音乐的既定印象，并立刻引起了乐坛空前的关注。

　民歌时代著名的词曲创作者邱晨，早在81年就曾提出“唱国语歌的合唱团，将带动今后中国流行歌，走向更精致的层面”，并在当时组建了台湾乐坛上首支乐队——“丘丘合唱团”。邱晨试图以自己的作词、作曲，搭配乐队其他成员的演奏、演唱加以表现，使合唱团成为一个完整的音乐创作单元。“丘丘合唱团”西洋电声乐器的演奏，突破了以往民歌轻柔的风格，是介于民歌和摇滚两大风潮之间的过渡型音乐。1982年，乐队推出了首张专辑《就在今夜》。乐曲强劲的节奏，加之女主唱娃娃动感的表现，均给乐迷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丘丘合唱团”在接下来推出《陌生的人》、《摇摇摇》后，1984年因乐队其他人入伍而宣告解散。在“丘丘合唱团”的带动下，先后涌现出了“BOSS”、“印象”等乐队团体。这其中“印象”乐队所推出的《摆开烦恼》、《路》、《空中火焰》三张专辑，均代表了当时乐队热潮中的经典之作。而这些乐团中也先后涌现出了徐德昌、王豫民、纽大可、翁孝良等一大批音乐人。除以上这些团体外，木吉它合唱团也是当年被注目的一支民谣组合。木吉它合唱团成军于民歌热潮中，乐团由陈永裕、李宗盛、江学明、陈秀男、郑文魁等人组成，1980年，他们在《金韵奖纪念专辑》中以一曲《散场电影》而广受好评，但直到82年的1月，他们才真正推出了首张专辑《木吉它重唱专辑》，作品中清纯、质朴的曲风，代表了校园民歌的最高水准，在当时无疑成为为数不多的受欢迎的民谣作品之一，但就在专辑推出后不久，他们便因入伍服役而宣告散伙。

在台湾歌者虽然众多，但一听就能瓣认的声音并不多，潘越云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她凭借《天天天蓝》专辑，迅速成为乐坛上备受瞩目的一员。其实，早在1981年，她的首张专辑《再见离别》就有着相当不错的成绩，而《天天天蓝》专辑更是创造了十几万张的惊人销量。作品中的古典韵味，加之她清亮、宽广的嗓音，充分表现出当时那种琼瑶、三毛式的浪漫情怀，并一举获得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制作(李寿全)最佳演唱(潘越云)最佳编曲(陈志远)三顶大奖，被誉为民歌后期的隽永之作。

第三章：1983年：黑色狂潮

　　1983年11月20日，52%的台湾人用影片《浩劫后》来恐吓自己。其实号称人类最理性的错误又岂只是原子弹而已?与此同时，台湾乐坛也经历了自己的一次黑色狂潮。

1983年6月，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台播出，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台湾女性由此开始审视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此时，有着15年歌龄的苏芮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搭错车》。专辑中，苏芮打破了以往女歌手苍白软弱、无病呻吟的既定形象，一身黑衣，将西洋音乐中的演唱激情充分地融入到国语作品中，那种源自肺腑的呐喊所创造出的撼动力，不仅在女歌手中绝无仅有，在当时整个流行音乐界中亦属先驱。

罗大佑是导演这场“黑色革命”的另一位主要人物。真实早在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中，他就已把这种音乐发展方向预见性地呈现给了乐坛，只是这种势头在83年来的更为迅猛而已。在筹划《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的时候，由于上一张的成功，使得歌迷对《未来的主人翁》抱有了极大的期望。而这张堪称罗大佑音乐里程中最为精致的一张作品，也正是在这种种期待与压力下“出炉”的。罗大佑通过对特定物象的描写，刻画出一幕幕经过敏锐观察剖析后的台湾社会现状。作品在内容上较之以往来得更为犀利与尖锐。

纵观83年乐坛上民歌阵营中成功的歌手，强烈的个性化声音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崛起于民歌时代的郑怡，虽然那首《月琴》早已深受人们的喜爱，但直到83年推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她那纯净而又略带民谣味的声音才真正传遍了大街小巷，在这张作品中网罗了活跃于现今乐坛，而当年才崭露头角的多位创作者，如李宗盛、小虫、郑华娟等，尤其是小虫创作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将郑怡声音清亮剔透的特色展露无遗。沉寂多年的邓丽君也凭借着《淡淡幽情》专辑，赢得了不少乐迷们的喝彩。专辑题材以中国古诗词为主，由刘家昌、梁弘志、谭健常、黄沾、陈扬等人配以音乐。邓丽君那细细柔柔的嗓音，用来注释这样中国风味的小品式歌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第四章：1984年：动荡后的脱变

　　1983年，罗大佑和苏芮领导的“黑色狂潮”把整个乐坛“闹” 得沸沸扬扬，1984年，他们的转变也着实令人们吃惊不小。由于罗大佑前两张作品中饱含的极乃浓厚的社会责任感，早已被歌迷们定位为批判歌手，因此，当84年的《家》专辑一面世，立刻引起了歌迷们的一片哗然，人们争论最多的就是他风格“温馨化”。在专辑推出后不久，罗大佑离开了这个被他称之为“家”的地方——台湾。而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已经是四年之后了。因此《家》专辑可以算是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宣告着前期的黑色狂潮告一段落。黑色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苏芮在84年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蓦然回首》，由于上一张作品的成功，使得苏芮已然成为乐坛共同的期待，期待她能为国语流行歌曲打开新的局面。作品大胆地抛弃了以往成功的框架，尝试着以不同的曲式及不同的音域来展现苏芮更多样的面貌。《蓦然回首》专辑完善了苏芮的多元化音乐主题，与罗大佑的《家》专辑相比，苏芮的转型获得了歌迷们更多的掌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残留在人们心中的女性温柔的既定印象。

早在60年代及80年代初，台湾年轻人已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但真正在国语歌曲中加入摇滚曲风，面对广大以旋律化作品为主的听众群，歌手们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80年代初，罗大佑、苏芮都曾潜移默化地在作品中融入谣滚曲风，但“摇滚”对歌迷而言却依然是个陌生的字眼。1984年乐坛新人薛岳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摇滚舞台》。作品在乐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这场波动所带来的市场承受力却是极为有限的。在当时，一般人对于“摇滚”两字的陌生及却步远比好奇来的大。

虽然民歌运动已渐入了发展的末途，但我们依旧无法否认诸多民谣歌手的努力。他们正努力地以自己的执着来维系民歌的衣钵。在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作品莫过于蔡琴的专辑《此情可待》。在这张作品中，身为飞碟唱片老板的吴楚楚亲自为其写歌，并担任唱片制作人。《最后一夜》、《读你》、《油麻菜籽》等作品，充分展现了蔡琴那低沉而忧雅的声音特质。专辑在音乐上并没有单纯地承袭民歌曲风，而是适量地融入了流行曲式。这一微妙的变化，无疑成功地缔造了蔡琴自《出塞曲》后，事业的另一个巅峰。与蔡琴一样，在作品中讲求艺术气息的齐豫，在沉寂了两年后转投到了滚石旗下，而此时原来与她合作的著名制作人李泰祥亦在此时成立了“泰祥音乐工作室”。1984年，他们再度联手，推出了齐豫的第四张专辑《有一个人》。与《此情可待》相比，齐豫的这张作品更富有艺术色彩。1984年排行榜机制首度步入了台湾音乐界。这无疑为竞争中的国语音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1985年随着台湾当局深入打击“竹联帮”等黑社会组织的“一清专案”的开始而揭开了序幕。同年四月，联合国宣布：现今全世界存有五万枚核弹头。本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当属这种能把自己家园毁灭几十次的“自杀式武器”，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凡人又该做什么呢?自1949年5月产日起，台湾当局颁布“戒严令”中对于文化的种种限制，就长期无情地扼杀着流行音乐中的自由创作之风，无形中铸就了早期国语歌曲在形式上的刻板表现。1985年10月25日，适值“台湾光复40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李寿全、罗大佑、张艾嘉自发组织、汇集了台湾、香港、新、马等地区的六十余位流行歌手，共同演唱了一首呼唤民众的公益性作品《明天会更好》。这其中包括齐豫、李宗盛、苏芮、黄莺莺、童安格、周华健、费玉清、潘月云、蔡琴、文章、巫启贤、蓝心眉、甄妮、娃娃、郑怡、杨林、齐秦、张清芳、王芷蕾、李碧华、林慧萍、江蕙、陈淑桦等当时著名的歌手。作品推出后在华人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就在作品所宣扬的和平与关爱在社会大众中渐入人心时，这次义举却最终变成了被政客们所利用的宣传手段。年终，在台湾“大选”中，国民党公然地利用歌曲，打出了“要一个更好的明天”的旗号，不知情的人们，自然为歌曲贴上了政治歌曲的标签，虽然“明天会更好”是一次集体自发组织的义举，但最终所有“被政治利诱”的指责均落在了远在美国的曲作者罗大佑的头上。就这样，一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一幕，不得不在欺骗与被欺骗的种种困惑中草草收场。虽然从“明天会更好”事件以及当时台湾乐坛的送审制度中，人们不难发现当时国语乐坛的恶劣环境，但依旧有一批极富创造力的年轻人执着于此。当时的“红蚂蚁合唱团”这个名字绝对不能令后世淡忘。虽然早在1982年，台湾乐坛上就出现了“丘丘合唱团”，但那仅是由邱晨一手包办的乐队，台湾音乐史上首支集体创作的乐队当属“红蚂蚁”。乐队由沈兴远、罗宏武、黎旭瀛、魏茂煌、钟兴民五人于83年在高雄地区组建。乐队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欧美的布鲁斯曲风，带有浓重的学院气息。1985年2月和10月，他们在喜玛拉雅唱片旗下分别推出了《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作品。《爱情酿的酒》、《最后的约定》均成为了他们极具代表性的曲目，而《踯躅》、《奔走》、《终曲》三首作品的编曲甚至连当时许多流行音乐界的行家也均对其赞不绝口。虽然“红蚂蚁”试图以他们的创新精神来改变国语音乐的表现形式，但由于与主流市场的差距，而且当时整个乐坛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宜这样“超前”的乐团生存，乐队不得不在86年3月，在高雄以一场 “最后的约定”演唱会为自己划上了句号。

　　1985年，齐秦以“狼”的姿态出现在乐坛，引发了国语乐坛最为巨大的一次音乐革命。其实早在四年前，他的首张专辑《再见溜溜的她》即给乐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年少的叛逆，桀骜不驯的个性，对干当时许多希望有独立见解，又得不到他人承认的“新人类”而言，所缺少的正是像齐秦这样离经叛道的英雄。85年，薛岳推出了第二张专辑《天梯》。作品在表达方面凭添了些许修饰，也因此在进入大众耳朵那一刻顺滑了许多。专辑中，薛岳首次担任自己专辑的制作人，因此作品表现出浓郁的个人情感色彩。《机场》、《失去联络》、《天梯》等均是他早期十分经典的代表曲目。正当“红蚂蚁”、薛岳、齐秦一群人将摇滚在国语乐坛上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搞得沸沸扬扬之时，罗大佑这位“叛逆先人”却于3月9日勿勿离开了台湾这片土地，好在远行前，他依旧留给了乐迷们一丝安慰，推出了一张现场专辑《青春舞曲》。该专辑是台湾乐坛上首张现场录音作品。收录了他1983年和1984年岁末演唱会上表演的11首歌曲。其实早在《家》专辑推出前，罗大佑即有推出现场专辑的计划，而且是推出双专辑。但直到临行前，这些计划依旧被一拖再拖，终于只有这张《青春舞曲》呈现在人们眼前。李寿全与李泰祥无疑是民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制作人。但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出版个人专辑却还是破无荒第一回。85年，李寿全的专辑《未来的未来》，是以电影《超级市民》原声带的名义推出的。整张专辑仅有两首歌和两首音乐，此举无论对李寿全还是当时的国语乐坛均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李寿全将这部由万仁执导的影片所引出的概念，在音乐中充分加以发挥，真实地传达出都市生活中的种种困惑。而对于李泰祥而言，其实早在齐豫的专辑中即有与其合唱的经验。1985年，在苦苦筹划一年之后，李泰祥推出了生平唯一一张演唱专辑《错误》。《错误》、《黑店》、《牧羊女》、《边界酒店》、《雨丝》等作品在保持了他一贯的古典韵味和弦乐表现外，更加突出了作品的人文气息，融汇出一种与主流形式截然不同的艺术情怀。

1985年，三毛、齐豫、潘越云合作推出了三毛个人传记式专辑《回声》。整张作品词的部分由三毛一人包办，从不愉快的童年、羞涩的初恋、深挚的真情、绝望的悲痛到心境的释放。如此大的时空跨度，如此多的不同心境，均使得演唱者在诠释起来更为困难，但齐豫与潘越云凭借着各自对音乐的悟性，使得不同时空的心境均得以在音乐中精确呈现。而同时，专辑充分具备了“概念性专辑”的表现形式，是流行与艺术完善结合的一个完美产物。除此以外，在85年乐坛坛上，张清芳《激情过后》、潘越云《世间女子》、文章《古月照今尘》、姜育恒《但愿长醉》、童安格《想你》、张艾嘉《忙与盲》、苏芮《跟着感觉走》、王芷蕾《台北的天空》等专辑作品也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第六章：1986年：自由创作的觉醒

　　与以往相比，86年有更多的创作者由幕后走向了台前。李寿全通过《未来的未来》专辑的尝试，86年推出了他首张真正意义上的作品《8又二分之一》。从上一张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当这位幕后高手在唱出自己心声时，所呈现出的就是与市场形态不甚富相同的风格及概念。在这张作品中，《我的志愿》、《上班族一日》、《残缺的角落》、《占领西门町》等作品，均发挥出了流行音乐最为难能可贵的社会效应。《8又二分之一》推出后，李寿全再也没有个人专辑推出，但仅这张在八十年代过了二分之一之际推出的专辑，就足以成为我们心目中对那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回忆。

　　八十年代初，李宗盛崛起于民歌组合“木吉它合唱团”中。82年乐团解散后，李宗盛退居幕后专事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1986年，李宗盛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专辑中，李宗盛以其平实、简洁的语言，辅以独特的口白式表现手法，将生活中小人物的种种心态精准地刻划于音符中，产生了极富感召力的柔和感受。熟悉国语音乐发展的人不会忘记八十年代初被称作“摇滚精灵”的女歌手黄韵玲。十几岁时她就曾但任了诸多著名专辑的编曲及和声编写工作。1986年，她推出了首张专辑《忧伤男孩》。专辑中她包揽了大部分作品的词、曲、编曲及演奏工作，成为台湾乐坛上首位“全能派”偶像歌手。1986年，台湾乐坛上出现了首位以电子舞曲曲风为主的创作型歌手纪宏仁。在一年当中，他接连推出了《恋舞情结》、《舞夜电话》、《音乐盒》三张专辑。专辑在电子合成器尚未普及之时问出，像《亚热带》这样的舞曲风格，无疑为国语乐坛带来了全新的表现形式。继《天天天蓝》的成功后，潘越云86年推出了《旧爱新欢》专辑。该专辑远赴美国录制完成，在乐坛上首开了赴海外录制专辑的先河。专辑由李宗盛担当制作，无论在编曲、配器上均为歌手留下了极大的发挥余地。由此，潘越云充满磁性质感的声音在歌曲中表现得更加游刃有余。

　　民歌末期崛起的李丽芬，虽然81年曾在与吴楚楚、潘越云推出的合辑《三人展》中，以一曲《激荡》而备受歌迷关注，但直到1986年，她的首张专辑《梳子与刮胡刀》才得以面世。作品整体风格的一致性，令行家们赞不绝口。专辑中，李丽芳被塑造成一个冷静甚至冷漠的成熟女性形象。这与当时女歌手林良乐在专辑《冷井情深》的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风潮直接影响到了后期潘美辰、卓玉等中性化女歌手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台湾主流音乐形式外，长久以来还潜伏着另一支“音乐势力”。虽然当时种种限制与偏见制约着他们各自的发展，但从早年间的“丘丘合唱团”、 “红蚂蚁”等团体身上，我们就不难发现地下音乐蠢蠢欲动的身影。1986年7月，何颖怡、任将达、王明辉共同组建了谣滚俱乐都WAX CLUB。自此台湾的地下音乐真正进入了一个有序的发展之中。虽然WAX CLUB在成立之初仅是以推介优秀欧美音乐作品为主，但林韪哲领导的BASEMENT FLAT、赵一豪领导的 DOUBLE X等地下乐团，却可以在俱乐部定期举办的音乐讲座WAX SHOW中找到展示自身的机会。同年，任将达创办了俱乐部对外的音乐刊物《摇滚客》，并买下了一家叫“水晶”的唱片公司。WAX CLUB、《摇滚客》以及水晶唱片，在当时最大的影响，就是在86年年底成功地举办了首届“台北新音乐节”。音乐节为许多地下音乐工作者提供了发表各自主张的机会。在音乐节上涌现出了 “黑名单工作室”、陈明章、林强、DOUBLE X、王笛、周志华、叶树茵、史辰兰、吴俊霖等新音乐中坚力量。同时，音乐节还吸引了黄韵玲、张洪量、纪宏仁、庾澄庆、陈进兴、赵传领导的“红十字”、薛岳领导的“幻眼”，以及来自香港的前卫组合“达明一派”、“黑鸟乐队”等歌手及团体的参与。但这些团体在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均没有得到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而86年唯一推出专辑的地下乐队当属由贾敏恕领导的“青年合唱团”。乐队作品以极具反思意味的写实性作品为主，《出发》等歌曲以强烈的人文色彩，反映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种种困惑。但在当时那个音乐制品均需送审的年代里，他们的专辑《青年》却因为内容敏感，数次送审均未通过，而被迫放弃专辑的媒体宣传。

1986年，国语乐坛兴起自由创作之风，除了上述作品外，黄莺莺《来自心海的消息》、苏芮《亲爱的小孩》、蔡琴《人生就是戏》、甄妮《海上花》均受到了歌迷的喜爱。同年，“著作权法修正案”的颁布，使得本土原创作品更加受到版权法的保护。各大唱片公司不惜斥巨资来致力于发掘本土歌手。“大学城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木吉它民歌大赛”、“青春之星创作歌曲大赛”均为乐坛新人提供了良好的涌现空间。滚石、飞碟等唱片公司更是以《青春之星》、《飞扬的青春》等合唱，为歌曲大赛中的获奖新人提供了新作发表的机会。在这些大赛中涌现出了殷正洋、东方快车、曲佑良、庾澄庆、李亚明、赵传等新人，他们的出现，无疑为日后国语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充足的原动力。此时国语音乐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空前的繁荣景象。

第七章：1987年：等待风起

　　1987年5月10日，以去台退役老兵为主的“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 在台举行“遥念母亲”活动，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1987年9月13日，台湾“团结自强协会”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举行 “大陆探亲”讲演会。约3000人热泪盈眶地倾听了讲演。1987年10目14日，国民党“中常委员会”通过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规定。从这些过了时的只字片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政治与亲情间，中国人终于走出了前进性的一步。198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人们在滚石举办的“快乐天堂”演唱会的欢呼声中跨越到了1987年。年初，合辑《快乐天堂》面世，以往什么动物均可上桌当作美食的人，正开始对身边的动物、环境存有一份关爱。专辑集合了李宗盛、黄韵玲、周华健、钮大可、郑华娟、王新莲、潘越云。纪宏仁、齐豫、陈淑桦、钱怀琪、唐晓诗等当时滚石旗下所有能动员的歌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专辑中的九首作品均是为这张合辑专门创作的。整张作品从提出创意到最后推出历时六个月，经过数百个录音小时才得以面世。按制作人郑华娟的话说：“只是为了等待唱片的最佳阵容”。

　　1987年，一个叫张洪量的新人着实令乐迷们吓了一跳。他在喜玛拉雅唱片公司所推出的首张专辑《祭文》，单从标题上就透出一股“妖气”。虽然《情为何物》、《浮萍》所承袭的依旧是当时的情歌主流题材，但仅《祭文》、《中国小孩》两首作品便为他招惹来了极大的麻烦。《祭文》以欢快的DISCO节奏来谈论死亡问题，而《中国小孩》则以相同的表现手法来批露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崇洋心理。这种“大逆不道”的作法，以及迥异的曲风，虽然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吓走了更多的乐迷。十几岁即投身于音乐创作的马兆骏，在民歌时代曾创作出《散场电影》、《七月凉山》等经典作品。86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我要的不多》。他那低沉而充满磁性的声音所传达出的殷实、平凡的曲风，《我要的不多》、《会有那么一天》、《第二名也无所谓》等作品中被刻划得尤为突出。蔡蓝钦这个在国语乐坛上一瞬即逝的名字，往往为后来歌迷们所忽视。有着过人才华的他，1987年推出了生平唯一的一张创作专辑《这个世界》，同时也在自己二十三岁的屝醒页上留下了最后的青春印记。专辑中蔡蓝钦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工作，显现出了过人的创作天赋及强烈的个人风格。作品就如陈乐融所表述的：“绝对不是清新质朴这样简单的字眼可以一笔带过的。”但就在专辑刚刚完成配唱后不久，蔡蓝钦就因休克导致心脏麻痹，而告别了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世界》成为了他用青春与血泪谱写出的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乐章。

　　1987年，王杰被当时著名的制阵人李寿全所发掘，并制作完成了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专辑中王杰被定位为一个历尽苍桑的孤独浪子，他十分到位的演唱申请，给歌迷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外王杰忧郁的嗓音表现，多少提供了听者联想自身经验的空间，进而达到对其形象的认同或崇拜。在当时专辑的销量可谓创下了惊人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