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文学解读讲座11》

《四书集注》是朱熹为我国古典四大文学著作《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是中国宋明理学的权威性著作，也正是由于《四书集注》刊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才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着作，故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

　　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和作法，非常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让三者与《论语》并列。他在《大学章句》中推论说，《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10章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在《中庸章句》中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总之，儒家之道是由孔子创立，再经过曾参、子思传至孟子，形成了这样一个儒家道统。但再往后，这个道统就中断了。直至宋代，才出现了河南程氏二夫子程颢、程颐，再加上朱熹自己，儒家道统才得以继续。这就将程朱理学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起来，抬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

　　《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也颇具深意，将《大学》排在首位，《中庸》次之，而后才是《论语》、《孟子》。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初学者应先学《大学》，然后再学其他。《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了理学之主要内容，所以朱熹特别看重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着作，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所以，《大学》和《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就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可“至比六经”，或在六经之上。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书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治学风格。在文字训诂方面，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力求通达和洗练。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也难免会有错误，后经清代学者加以指出改正。朱熹注释《四书集注》，不局限于烦琐的考据，更多的是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原书的思想体系，因而，他对古代儒学思想的理解往往比较深入。《四书集注》很重视义理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书中的注解对理解原书的意思有一定的帮助。但朱熹并不是只作诠释文字和解释阐发原文义理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其中，有时甚至不惜增加原书内容或改变原书的顺序。当然，在作改动的地方，他都加了说明，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肃的。

　　《四书集注》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

　　如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为：“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这是说，一切事物的属性都是最高的天理所赋予的。同样，对《中庸》所提出的“诚”这一概念，朱熹也将其解释为天理的属性，“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达到诚，则为“人事之当然”(同上)。这就把“诚”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时，《孟子集注》解释为：“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这一解释，轻而易举地把原先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阐发为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了。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写了143字的“传文”，以补原书之“缺”，集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认识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在注解中，他又对“格物致知”作了解释：“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尽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在这里，朱熹把认识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格物穷理”，或“格物明理”;第二阶段就是“致知”，推极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就认识论来看，朱熹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由于他要穷知的并非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而是“天理”，这就把认识论纳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之中了。

　　《四书集注》还着重阐发了“仁政”思想。如对“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解释为：“民富，则君不致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也。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朱熹所论民与君之关系。完全继承孔孟之仁政思想，与他做官时的为政之道也是相符的。反对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正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见，朱熹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