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给您收录的这部三字经启蒙教程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儿童启蒙教程。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百花园中，曾经绽开过无数株绚丽多姿的奇葩，其中，尤以唐诗、成语、三字经、弟子规等最为夺目。它们曾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可比拟的艺术成就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共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早就不仅仅属于汉民族了，它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也是儿童的必背读物。

　　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模拟《三字经》形式的读物，如《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西学三字经》、《工农三字经》、《军人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层出不穷，风靡天下。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字经》全文长达1722字，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百千"。

　　内容介绍

　　《三字经》书面《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有一个中心。

　　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

　　从“为人子，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强调儿童要懂礼仪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并举了黄香和孔融的例子;

　　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介绍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方方面面，一应俱全，而且简单明了;

　　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介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程序，这部分列举的书籍有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基本包括了儒家的典籍和部分先秦诸子的著作;

　　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的是从三皇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

　　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强调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从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三字经》内容的排列顺序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思想。作者认为教育儿童要重在礼仪孝悌，端正孩子们的思想，知识的传授则在其次，即“首孝悌，次见闻”。训导儿童要先从小学入手，即先识字，然后读经、子两类的典籍。经部子部书读过后，再学习史书，书中说：“经子通，读诸史”。

　　《三字经》最后强调学习的态度和目的。可以说，《三字经》既是一部儿童识字课本，同时也是作者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这在阅读时需加注意。

　　《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三字经》的版本很多，清朝道光年间刊行的版本是最通行的一种。我们采用的则是民国年间的增补本。

　　作者

　　《三字经》其书作者说法大致有四种：

　　王应麟一、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大云山房记》二，都以为作者应是宋代末年的区适子;

　　二、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据此以为《三字经》为明代黎贞撰;

　　三、或者又有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之说;

　　四、世传王应麟撰，王应麟(1223—1296)，南宋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都明确认为《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 《三字经》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封建政治思想教育双重功能。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情真意切.此书中有段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而《三字经》后来居上。这里的“居上”殆源于数字顺序，未必便是根据三书之内容与作用的有意排列。但事实上，综其覆盖读者之广、 教育作用之深以及流传时间之久观而言，《三字经》 在中国古代蒙书教材中，不能不说是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书。 巍哉，《三字经》堪称“蒙学之冠”。

　　作者是谁?该书的作者应该不止是宋代的王应麟一个，因为在《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明太祖，久亲师。传建文，方四祀。迁北京，永乐嗣。迨崇祯，煤山逝。”显然在明代以后，也有人完善过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