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种方式，而且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也是相联系的。透过外唐网给您提供的这部中国术数学基础入门教程您可以详细了解术数学相关知识。

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何影响与作用?对这个问题甚少有人研究。即使偶有提起，一般也是持否定态度，认为术数阻碍而不是促进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普遍认为应当全面地看待术数对中国哲学发展的作用——术数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相互影响，而且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

在中国古代，术数不仅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种方式，而且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也是相联系的。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古代的术数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曾有一个总的评价：“术数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了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冯友兰，1985年，第157页)

从古代社会整体来说，许多人相信，术数能确切地反映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能够准确预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从中国古代历史记载来看，上至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对术数深信不疑者不在少数，军国大事、人生大事往往取决于术数的推算结果。而且，即使在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学已经传入的情况下，方以智仍然把术数活动放在研究事物规律的“物理”部分，说：“考测天地之象，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通雅·文章薪火》)这里的“象数”指的就是术数。

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必然会对哲学思想产生影响，术数也不例外。首先，术数启发和深化了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从史料记载来看，从周朝到春秋时期，通过以《易经》占筮来决定军国大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其中也不排除经常地出现一些巧合。这无疑会启发后人对《易经》中所蕴藏的“道理”进行研究，于是才有了《易传》，才有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这样的把阴阳作为世界本体的组成的说法。

其次，从卜向术数的转变，体现了人们对“天”的认识的转变。周朝以前，人们把“天”作为具有人格意志的神，因此，商代的统治者除了以大量的祭祀之物供奉“天”和祖先之外，在从事社会活动时，还要通过灼龟甲等卜的活动以了解“天”的意志和想法。但是，商朝统治者在这方面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却仍然没有能够避免自身覆灭的命运。这样，在周代替商以后，人们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就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认为“敬德保民”才能得到“天”的庇佑。然而，在阶级社会激烈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中，统治者事实上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保民”，也不可能真正去“敬德”。残酷的阶级矛盾和现实斗争，迫使人们去寻找祭祀、“敬德保民”之外的方法以获取胜利，这就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的规律，从而掌握自身命运。这就出现了把“天”从具有人格意志的神回复到“自然之天”，并企图通过对“自然之天”的分析研究来掌握其运行规律，进而掌握社会的政治、军事变化的努力。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有两个意思，一是天与人本为一体，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人间的道德来源于天，来源于自然规律。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如何能证明三纲五常本为天理，并为人性本身所具有的呢?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而且也是最难证明的。

对天人合一的证明可以分为“理性的证明”和“心性的证明”两种方法。前者走的是以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达到对“天理”的认识，由对天理的认识再达到对人心的认识，即《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心性的证明，是通过对人心(主要是自己的本心)的认识来达到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进而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即孟子所谓的“尽心知性知天”。两者相比，后者往往需要某种特定的修性行为(如静坐、绝虑)，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直觉的色彩，其体验也具有不确定性，往往堕入神秘主义。相比之下，理性的证明却有其一定的优势。以“格物”来达到对“天理”的认识，它的基础是经验的，过程是理性的。相比于心性的证明，它是一种“公共语言”，既可以由自己进行，也可以由他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