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每一个朝代的更替都离不开军事战争，距离我们最近的清王朝更是从马背上打来的天下，古代中国每一次战争的发生都以无数血泪汇聚而成、充满恨意和怨念的杀戮之途，也就形成了所谓古代中国军事历史。

　　但凡战争与杀戮，无不伴随着巨大的破坏与毁灭。毁灭的不仅是生命与财富，也包括真实本身。尸骨巨塔被岁月侵蚀而颓废，血海的殷红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去。最后只幻化出舞台上涂脂抹粉的威武，虚构出话本评书里纸糊的金戈铁马。而真实的历史却早已被遗忘。 被遗忘的历史真实 对历史而言，最可怕的倒不是遗忘，而是篡改。历史是人写的，但凡是人就有可能说谎。说谎的理由虽然有千千万万，而最核心的永远是趋利避害。 古代的中国真正的贵族早就消亡了，剩下的只有垄断着文字垄断着历史的文人。而用这些垄断权向强势者换取利益甚至部分权利，正是他们的天然属性。匈奴酋长(所谓大夏天王)赫连勃勃，强征十几万户民众为他构筑都城，期间屠杀了数千民工。而文人胡义周作《统万城铭》，却吹捧说人民感念赫连勃勃的功德高厚，主动前来为他服务，所谓“庶民子来，不日而成”。强权之下，把屠杀说成善举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创意。将杀一人说成是“一住菩萨”，杀十个人说成是“十住菩萨”也是有的。 但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文人毕竟还残存着旧有的贵族独立精神，还愿意为了记述下真实而努力。

　　而随着封建皇权的逐步加强，知识分子的集体官僚化，历史在为权势者服务的功能性日益增强。发展到清代，封建集权加上民族压迫，在文字狱的刀斧之下，彻底犬儒化和汉奸化的知识分子更是开创了系统化历史造假的先河。只要看看一长溜的毁禁书目。看看《四库全书》中被篡改的一塌糊涂的文字，看看满清版《明史》中“张献忠杀人六万万有奇”的空前无常识无廉耻的捏造，再看看顾诚先生《南明史》中引述的原始资料和官方史书的对比。我们就会明白，有多少“历史”失去它应有的真实。 战争的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有一部真正经过严格检验的详细古代通史前，我们对古代战争历史的认识，恐怕依然只能局限于小说和戏剧里的龙争虎斗。历史的绝对真相虽然不可强求，但相对真相却可以接近。史学的精神是怀疑，史学的生命是探寻。唯有秉承怀疑的精神刻苦研究，才能使我们尽可能的接近真实。

　　《三国演义》里虽然有大将和谋士，却很少有普通士兵的真实写照。而后者才是战争中的真正多数。 绝大多数不识字的普通士兵没有记录下感受的可能。对他们的遭遇，只能从文人“额外”地描述中获知一二。战乱时代，他们可能是加害者，可能过着“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的匪徒生活。但驱使他们去卖命的强权者，为了自己的霸权，虽然可以允许士兵们肆意妄为;但也可以为了自己的霸权而肆意剥夺士兵们的生命。三国时代制定的军法，坚持着“过轻惩重”的原则，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把士兵处死。这些军法虽然很多时候只是遮羞布和门面，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加倍严厉。三国东吴的一个士兵仅仅因为偷了100个钱，就被拉去公开砍头。至于大量在战争中遗尸荒野的战士，自然也不会有“青史留名”的机会。失败一方固然只能身首异地，神形俱灭;而即使在胜利一方，也只有充当垫脚石的份儿。 和具备加害者与被害者双重属性的士兵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民在暴力主宰的战乱 时代，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一位伟人坚信“原子弹”的杀人效率不如关公的大刀(虽然所谓的“青龙偃月刀”在三国时期并未出现)，而现在一些人口史学家却徒劳地证实古代史中的大规模人口减少并不存在。笔者在这个问题上更愿意接受这位伟人的观点。这里不需要引述大量的人口史料，并去论证迁徙、战乱、饥荒在人口减少中不同的比重。仅从曹操“旧土人民，死丧略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以及大量相关记载中，巨大的破坏性就可见一斑。 战争的破坏程度与战争性质紧密相关。东亚大陆的数千年中，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持续着战争，在农业民族的内部战争中，处于同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毕竟遵循着一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