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然而，随着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兴起，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本教程中，我们将有所了解。

　　新时期，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战略。文化建设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并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之一。那么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有何关联?一般认为文化属于精神层面，经济则侧重物质领域，二者分属不同范畴，强拉二者作用似乎有点牵强。然而，从宏观的、历史的视角来看，二者存在深刻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作用。

　　一、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典型论述

　　韦伯(1930)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城市没有自治地位，政治重心在皇都;近代社会欠缺理性的会计制度供给和企业组织，社会资金在“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理财观念下购买农地而不是投资于资本品或商业，在社会士农工商地位阶序观念文化下，居于主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形成“犯商业”文化。因此，既无资本启动，又缺少文化等其他资源支持，近代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与西方社会发生“大分流”。事实上，道德感、诚信水平更高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信用更易扩张，更有利于创新和收入增长，这也为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另有研究发现，在高信任文化的社会，易拥有大型私人企业，经济也较发达;在低信任文化社会，私人企业主要是小型家族企业;而信任文化高度缺失的社会，如南部意大利和美国黑人社区，则往往陷于贫困社会。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法国、意大利、中国都算作低信任文化国家，对自己亲属以外的人信任度低，私人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这些国家要快速工业化需要大力发展国有经济。

　　二、我国传统文化中对经济发展有利因素分析

　　一是传统文化中以“礼治”来节制人的欲望，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忠诚守信、义利相合、责任意识都有利于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社会关系，有利于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二是提倡学习、重视教育，倡导勤勉奋为，强调劳动是享受前提，不但有利于增进经济活动，加强劳动供给;还利于形成教育产业，既增加社会总需求，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三是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对于提高储蓄率，促进投资有积极意义。高储蓄率过去和将来较长时间都是东亚经济腾飞的重要支撑，特别是在当今债务危机普遍发酵的世界形势下，节俭和储蓄仍然是社会资本最佳发源地。四是传统文化并蓄现实主义倾向，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吸收和充实，使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起来，并引导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积极开拓，增进经济总量。五是倡导为官者(“父母官”)保护小民，社会同情、扶助弱势群体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和社会均衡发展，但这一优秀文化因素常在官本位、社会地位观、虚荣文化强势下被倾轧。

　　三、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是公民普遍权利意识欠缺。我国文化中历来有重集团、轻个人的作风传统，从所谓“草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等习语中可窥一斑;写信地址栏也是先大后小，而欧美却是先小后大，反映出西方文明以个体主义为中心的产权意识，而中国文明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诉求。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的前提是尊重其他个体的利益，演进结果就是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和像著作权、专利权等资产的创造、衍生和发展，个人资产多就意味着藏富于民;我国文化不倡导个人主义，暗含对他人利益可以不界定和不尊重，结果就是像专利、商标、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等抽象资产的开发整体滞后甚至缺失，不仅造成民贫，还会阻碍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同时，轻个体意识还易使专制主义有机可乘，形成长官意识和人格独立性残缺的人身依赖，演进的后果是靠权力、关系侵占资源而不是靠法律保护下的个体产权创造财富的社会文化形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幌子下的个人主义暗流泛滥。个体产权意识淡化也造成社会对公共空间难以明确界定，公共权利维护意识淡薄，社会易滋生出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结构及官僚本位意识，如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涉冲动、官商结合、寻租及裙带主义，由此带来思维模式僵化与既定政治经济资源扭曲配置，还带来社会不公平、财富分配极化、社会风险集中等不利经济效果。二是传统文化中明哲保身、一团和气虽有包容性一面，但缺失鲜明的价值取向，使法律意识、竞争理念、权责观念模糊化和弱化，从而公正透明的经济秩序难以确立，市场规则及信贷秩序难以普遍推行和扩展，金融无序化，对资源和风险的配置功效退化。三是中国浓厚的关系文化易形成特权阶层，关系网对资源的侵占削弱了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功能。虽然儒家传统号召君子“群而不党”，但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说明小集团利益容易侵犯大众利益，“不党”的君子相对结党营私的小人必然是弱势力量。靠“圈子”或关系办事成风，不但阻碍公正统一的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意识扩展，还造成社会资源无谓的浪费，以及社会阶层固化，从长期看是极不利经济发展的。四是传统文化易形成管理型政府，而不是服务型政府。传统文化中“父母官”虽然被新文化“公仆”替代，但根深蒂固的传统官本位思想使政府更多侧重管理职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是一个长期应坚持的目标和过程。当前，社会保险保障功能不完备，使得人们不敢放手消费，“养儿防老”、“无后为大”都使中国有比西方大得多的代际财富转移比例，加之较强的节俭传统，这就造成即期消费不足、社会总需求不足的增长困境。特别是当前外需前景不明，投资已高位而增长乏力，鼓励和扩充消费就成为破解长期产能过剩、就业压力增大的治本之道。五是传统文化中“枪打出头鸟”、“清净无为”等中庸思想易造成整个社会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鼓励和认可度不足。甘于平庸、小富即安、知足常乐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于提高幸福感指数，但缺少对事业、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也会使社会培育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创新思维和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沃土流失。

　　四、促进经济长期发展框架下我国的文化自觉战略

　　一是坚持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发展。当前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就是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间互相包容、竞争、交流、碰撞可以孕育更多经济活动。如鼓励节俭与提倡消费可以并行不悖，一方面为投资增设源泉，增加供给;另一方面拉动社会需求。节俭与消费并重会加速财富在社会成员间流转，促进经济总量增长。二是加强法律意识与法治理念宣播，以简约、公正、透明、公平的市场机制来替代靠关系、圈子形成的闭循环。三是提倡普遍公民权利意识，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维权意识、公共权利、公共空间的壮大对于未来社会治理结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均是有益的。四是基本文化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化，加强政府社会文化服务职能，以确保每个公民的基本文化服务、消费权益。五是尊重个体、宽容个性，鼓励创新，倡导奉献，扶助弱势群体，赞美创新精神。尤其要宣播草根艺术、民间文化的优秀创造成果。六是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前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社会现象，说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务之急，因为信念、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其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物质文化精神追求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