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瓷器生产制作的大国，在中国历史中，几乎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手工生产劳动，大概有了七千年以上的制作历史，在陶瓷制作发展的过程中，宋、明、清这三个时期的陶瓷制作更是达到了艺术的顶峰。

　　经过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到了宋代，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业相当发达，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城镇，并且已产生了行会组织。北宋开始，中国的瓷器尤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宋瓷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得唐瓷瞠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面貌.但这些瓷窑体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出现的是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了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 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与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便是提高质量。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各个瓷窑问的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还是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的装饰技术除发展了传统的划花、刻花及印花技法之外，又创造了用毛笔加绘的新方法，纹饰奔放流畅，充分反映民间艺术的生活气息，有独创的风格。此外，钧瓷的窑变色釉、瓷器的黑釉装饰、影青与釉上加绘等等均表明宋代瓷器的卓越成就。 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到了宋代，瓷器对外输出又有发展。在亚洲的东部、商部、西部及非州东海岸很多国家发现了我国宋代瓷器，不仅行销的市场较唐代有了扩大，而且数量也有了急剧的增长。共主要原因，一是宋王朝立国之初就比较重视海外贸易，把对外贸易的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收人，专门设立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二是派遗使臣开拓海外贸易;三是奖励海外贸易;四是大力发展造船业，海船设备齐全，航海技术得到了提高;五是制瓷业蓬勃发展，各地新兴的瓷窑不断出现。 元代在我国历史只存在了90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在南宋和金的己有基础上，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特别是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

　　明初，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在瓷器方面，官窑与民窑的生产都有了急剧的增加，到16世纪时，明代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包括瓷器制造业在内，都有一部分进入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由于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成熟的技术条件，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汇集，形成了景德镇“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景德镇从事瓷业谋生，包括工场主和雇工的人数已达加10万余。当时的景德镇，其产品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和对外赐赏与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由于官窑的特殊性，其烧制的瓷器只有部分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性质。而民窑则全是商品生产，手工业者的收入和再生产，都完全依赖于市场，依赖商业流通。因此，民窑比官窑显示出较多的优越性。嘉靖时，民营瓷窑的窑炉，因为经过改革。在燃料消耗量相同的情况下，烧一窑的产量比官窑大三倍以上。也正由于官窑的特殊性，官窑对景德镇民营制瓷业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占用了最熟练的制瓷工匠;独占了优质瓷土和青料，并且限制民窑的产品品种;用“官搭民烧”的办法对民窑进行盘剥。 从现在已发现的材料看，明代的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几乎遍及亚、非、欧、美各州，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型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明代瓷器。明代瓷器的输出主要通过下列四种途径：一是明朝政府对外国的赠予;二是各“入贡”国家使节回程的贸易;三是永乐、宣德年间郑和大规模的远航贸易;四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而且在明代后期，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也出现了从陆路输出。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发展的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部分土地重新分配.清政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减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会经济进人了一个繁荣时期，我国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高峰，造瓷技术有更大进步，凡是明代已有的工艺和品种，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产品的品质之精，造型之多样，彩釉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至18世纪的清代前期，国外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欧州人对于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亚于对奇珍异宝，中国瓷器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广大顾客的喜爱，而且在贵族上层间，优质的中国瓷器已经作为夸耀财富的手段。当时中国瓷器的输出，主要通过清政府对各国外交使节的‘赐赠”和民间的对外贸易这两条途径。18世纪下半叶，欧州的法、德、意、奥地利等国都纷纷仿造中国瓷器，中国的外销瓷一度有减退的趋势。但是当时欧州瓷器的价格十分昂贵，中国外销瓷器不仅价格较低，而且在造型、装饰上都能按照欧州人的需要进行生产，因此清代前期，欧州始终是中国外销瓷的主要市场。随着中国瓷器贸易的发展，很多地方出现了经销和承接委托定制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店。1774年的英国《伦敦指南》中说明，在伦敦至少有52家这样的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