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艺术中一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它与绘画是中国文化发展五千年以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艺术符号，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各种代表人物灿若星河，中国书画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代表，一直闪烁着道家思想的光芒。

　　道家思想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影响后世，老子哲学中的“道”、“气”、“象”等重要范畴一直与中国书法的审美评判如影随形，几千年来没有片刻稍离。庄子则从本体的“道”出发，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的思想，并通过“心斋”、“坐忘”以达到“游”的境界。“游”是自由的，是无拘无束的，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不涉及利害关系的真正的审美境界。庄子的“逍遥游”其实就是“逸”的精神的反映，这种思想渗透到艺术当中，就出现了所谓的“逸品”(逸格)。中国书法“逸品”的最初逻辑起点正缘于此。 逸品的较早提出是关于绘画的，北宋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绘画艺术划分为“逸”、“神”、“妙”、“能”四格，并将“逸格”置于其它三格之上，由此确定了“逸格”(逸品)在中国绘画中的最高美学地位。黄休复对“逸格”的解释是：“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苏辙在《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

　　作为书法最高品味的“逸品”，我们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其自身的内涵规定。一是“得之自然”。这里的“自然”，并非指自然事物，而是指自然无为。这一规定是与老庄美学的自然无为思想显然是相联系的，与孙过庭、张怀瓘在探讨书法艺术时提出的“同自然之妙有”、“以无为而用，同自然之功”等命题思想也是相通的。这一规定就是要求艺术家在审美创造中不仅要做到高度的自由，而且还要抹去一切人为的痕迹，从而达到“自然”的状态。逸品所要求的自然状态，与“神格”所要求的“天人合一”、“妙格”所要求的“进技于道”是不矛盾的。而且“逸格”所谓的“拙规矩于方圆”，与“神格”和“妙格”的有些要求甚至是相通叠合的。显然，“逸格”的所谓“得之自然”是在“神格”和“妙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的更高一层的艺术境界。这也是黄休复将“逸格”置于“神格”和“妙格”之上的重要依据。二是“笔简形具”。所谓“笔简形具”就是要做到“鄙精研于彩绘”。这是从风格特征意义上对“逸格”的说明和阐发。这种风格特征与“能格”那种“以似为功”的特征和张彦远所说的“形貌彩章”、“甚谨甚细”的特征是对立。黄休复对“逸格”的“笔简形具”特征的规定与老庄美学的“淡”、“朴”、“素”、“简”思想也是相联系的。这表明，老庄的这种思想不仅对中国文人画的产生了影响很大，而且对中国书法的品味观念和划分方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总之，强调艺术创造要“得之自然”，强调艺术追求要“笔简形具”，这才是黄休复对“逸品”定位的美学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