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一周年后已同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另有英国、荷兰等8个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最突出的外交成就是中苏建交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当然，在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一些因工作失误造成的事故，发生在“文革”期间的“雅典事件”，就在当时的外交界轰动一时。

　　新中国与希腊王国是在1972年6月建交的。中国派驻希腊的第一任大使是周伯萍(1973年3月至1975年6月)。为了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外交部决定于1973年邀请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邀请信由周大使在3月赴任时带去。周大使到雅典后经与希腊外交部几度磋商，确定访问时间为5月的下半月。5月7日中午，周大使赴希腊外交部进一步落实具体计划，结束后已经是下午1时许。在返回大使馆的途中，看到附近街道的警车要比平时增多，表明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回到使馆官邸，周大使便让翻译去查看一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刚刚学习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也没有注意到日期是第二天的中午。他见翻译匆匆回来，就随口问到是否是刚从科威特使馆的招待会上回来。这一问不打紧，翻译却因此认定刚才在途中所见到的情况，就是因为科威特使馆在举行国庆招待会。他赶紧看了一下请帖，也没注意日期，只看具体时间是12点到1点半，离散场只有十分钟了。于是赶紧扔下请帖，匆匆忙忙去报告周大使，说是科威特大使馆在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请大使参加，他忘记登记，出了岔子，而时间只有十分钟了，问大使怎么办?周大使一听也很着急，想到科威特大使馆就在附近，于是决定立即赶去。当时连服装都来不及换，周大使便和翻译仓促登车前往。

　　按照正常的办事程序，大使外出参加活动，翻译事先应该将请帖送大使过目，并报告有关部门情况。没有去过的地方，还应与司机一道先去探明道路。由于当时匆忙，周大使没有索看请帖，也没有问翻译和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使馆的西北，翻译和司机也从未去过，并不知道方向和地址，只知道距离很近。而在中国使馆的东南方向还有以色列的外交代表官邸，这个情况也没有人知情。当时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向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于是根本没问路，只顺着警察的手势走。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了以色列外交代表的官邸。众所周知，当时中国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承认以色列，而且在以阿之间的冲突中，采取的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由于周大使刚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以色列的外交代表他都没有见过，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就是科威特大使的临时代办，一下车就急急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的原因。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看到中国大使感到很诧异。就上前来问周大使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了以色列?因为记者所说的“这里”是指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翻译自然也不太明白该记者的意思，就将“这里”翻译成雅典。周大使于是把这一很不寻常的提问当成了是记者在无故挑衅，便简单说了两句予以顶回。当时他们也注意到记者的表情很迷茫，但都不再理会，与正要离去的荷兰、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大使略事寒暄后，便与以色列代表告别，匆匆返回使馆。

　　《纽约时报》的记者回去就发了消息。第二天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庆招待舍上，罗马尼亚的大使将周大使的翻译叫过去，问了他几句话。周大使见翻译的神色一下子就变了，就过去问出了什么事?翻译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才冒出一句：“大使，我犯大错误了!”询问之后，周大使才明白昨天走错了地方，匆匆忙忙地在十分钟内闯下了大祸!

　　发现事情的真相后，周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心情都十分沉重，有着强烈的负罪感。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化和复杂化，周大使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大使误人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中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地、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造成的影响;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犯错误的情况，并作出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的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大使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外交部接到驻希腊使馆的报告后，复电同意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并查询犯错误的详细情况，同时电召周大使回国，让原定回国参加接待希腊副首相的政务参赞申志伟留馆主持工作。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意味着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使馆同志都很为周大使担心。翻译尤其紧张，哭着说断送了大使的前程。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周大使特意找翻译谈心，明确表示错误的主要责任在大使本人，由自己回国后将责任全部承担下来，希望翻译不要过分紧张，而应该吸取教训，立功补过。

　　3月14日下午，周伯萍大使乘法航班机回国，15日晚到达北京。16日上午一上班，周大使就去外交部报到。仲曦东、乔冠华两位副部长先后与其谈话。他们都说周大使这次闯了大祸，但态度很好，这样快就回来，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由于周大使有心脏病，两位副部长特别嘱咐他不要过分紧张，先休息两天，再写检查，谈其他问题。但周大使丝毫不敢懈怠，回家后立即写检讨。

　　17日早上，时任西欧司司长的王栋来到周大使家中，说总理对“雅典事件”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已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上午要开会讨论，提出处理意见，让周大使赶快写检讨，以便一并上报。周大使即将连夜赶写出来的检讨报告交给他。与此同时，驻希腊使馆在接到外交通报后，也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检讨，主动分担责任，并报告周大使到使馆后团结同志，积极工作，以及错误发生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认真检查等情况。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讨论了周大使和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这次错误的确是严重的，但考虑到大使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免予处分，让周大使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回希腊工作。外交部领导还主动承担责任，于18下午召集部内和部属各单位全体同志传达“雅典事件”，并结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安排十天时间进行小整风。

　　外交部的报告于19日上报周总理，总理立即批示同意，并决定让周大使参加希腊副首相接待工作后，看看主要外交文件，立即返回使馆工作。当乔冠华副部长告诉周大使这一消息后，周大使感到很出意外，心里十分激动，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也落了地。

　　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周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的周大使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大使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这样就把“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了。周总理见到毛主席这一批示后加注：“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以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

　　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于1973年5月20日来华访问，周大使参加了接待工作的全过程。5月25日，周总理接见了马卡雷佐斯副首相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由乔冠华、王栋和周大使陪同会见。在交淡中，总理主动谈到周大使误人以色列外交代表机构的事，并就周大使将返回使馆工作征询希方意见。马卡雷佐斯表示这件事情有偶然性，与他们的警察指挥错误也有关系，并感谢中国政府允许周大使回去工作。会见结束后，周总理又特意将周伯萍大使留下来谈话。周大使表示感谢总理对其所犯错误的宽大处理。总理笑着说：“要感谢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这件事这样结束，我当然很高兴。过去我常讲外事工作无小事，并不是外事没有大小之分，而是说外事工作特别敏感，小事如不注意，也会出大事故，所以遇事要谨慎。经过这次事件，我想你会有深刻理解了。”

　　至此，这一在那个特殊年代颇为轰动的外交事件，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位领袖的关怀指导下，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