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画的绘画方法多种多样，最为常见的有中国传统的工笔国画，西方的素描与油画等，在20世纪，中国的人物画取得的成就很多，人物画之所以有较大变化，要归因于时代的巨变和对西方文化的融合与吸取。

众所周知，以文人画为主流的近千年中国绘画史程，能够反映现实、手法写实的人物画自宋元以后渐次衰退。直到封闭的国门被打开，图强求变的有识之士接受西方文化，“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一时成为扶危济困的不同选项。“改造中国画”的口号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唤起，直到1949年之后在各大美术院校的教学中全面付诸实施。1949年以前的人物画除徐悲鸿、蒋兆和等融合中西一派之外，还有吕凤子的简笔写意人物，陈师曾、赵望云的市井农村写生人物，丰子恺、叶浅予的漫画写意人物，都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1949年之后人物画进入新时期，以素描造型为主导的现代美术教学方法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全面推行，也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人物画家。在“文艺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强力推动下，在不同时期出现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有代表性的人物画创作。今天我们以历史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就不能不承认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不可避免的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局限性，以及艺术风格趋同、缺少个性的不足之外，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人物画教学和创作的成就，历史性地奠定了我国现代人物画的坚实基础。先驱师长们筚路蓝缕辛勤探索的功绩不可磨灭。

　　新时期以来水墨写意人物画有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中青年画家，作品面貌更出现了深刻变化，原因在于束缚创作的清规戒律被逐渐破除，而曾被视为“异端”打入“另册”的东西，也渐被人们接受。至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由一句人们熟知的口号逐步成为现实。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画的丰富遗产和美学传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当西方绘画自感面临“死亡”(西方理论家的惊人之论)的彷徨之际，中国画却在东方大地上和数以十亿计的人民中间大行其道。按照一些人的悲观估计，中国画不是“穷途末日”“强弩之末”就是“回光返照”，但几十年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画不衰反盛。经历过20世纪西方文化的冲击、意识形态的“改造”，以及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艺术横冲直撞的种种考验，事实证明具有民族文化基因的中国画没有败下阵来。我认为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中国画这种包括人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独特的东方形式的绘画艺术，仍然拥有亿万受众，并形成巨大的市场;其二，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意象性和由此形成的书写审美性、笔墨抽象美感，以及注重文化内涵的诗性追求等等，赋予了中国画独特的难以挫败的生命力。当西方几百年来以视觉满足为旨归的写实性艺术遭遇到摄影、电子视频这些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时，一种挫折感推动了他们迅速地从此极端奔向彼极端，照齐白石的说法，就是从“太似——媚俗”变成了“太不似——欺世”。这样的思维方法恰恰为中国画家们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