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发掘而得的或传世的遗物、遗址、遗迹，如乐器、乐谱、描绘有音乐生活图景的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直至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

　　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围与考古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与美术考古、丝绸考古、陶瓷考古、青铜器考古等学科并立的，国际上称为音乐考古学。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

　　例如：古陶埙的研究可以借助陶瓷考古的手段及其已有成果来鉴定它的形制、年代、文化属性等;《曾侯乙钟铭》的研究必须借助于古文字考古与青铜器考古的成果;《敦煌古谱》的研究也必须依据于古谱原件的文物考古研究。但由此又引出古埙音阶问题,钟铭的先秦乐律学史问题,敦煌谱的译解问题等。因而，其研究范围常常涉及古代乐律学、音乐形态学、音乐民族学的许多具体问题;也能从音乐学的角度起反馈作用，以助益于考古学的研究。例如：对于商、周青铜编钟的音阶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反过来对发掘资料不全的古编钟提供断代根据。著名的信阳“□□”钟，首钟是否与其他十二件编钟同套的问题，即依据于编钟音阶结构及其声学方面的测音研究而得结论。因此，中国当代音乐考古学的内涵带有更多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的性质。

　　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为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研究开辟了弥补文字史料不足的新领域与研究方法上的新途径，而不在于单纯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门类的补充。外国的音乐考古研究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数百年来已在实物(包括乐器以及有关的建筑、雕塑、图画等) 和文字、乐谱史料的发掘、收集保存方面有许多成就，写出了许多有关古代各时期的各种民族的音乐史料考证及研究成果。大体来说，在16世纪以前，欧洲的考古活动始于欧洲中部地区，17、18世纪开始对古希腊、罗马发生兴趣，18世纪末，拿破仑入侵埃及，研究的对象也扩展到埃及；美国独立前后美洲的考古也初见眉目。19世纪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考古

　　活动。随着音乐民族学的逐渐发展，19世纪也是对各民族音乐史料开始进行发掘、考古的时期，尤其是对东南亚地区。进入20世纪后，考古的方面就更广了，并对墨西哥、大洋洲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日本对于东方的考古工作也是相当有成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