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家健，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注于先秦文学的研究。《新建设》杂志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先秦散文艺术新探》、《水经注选注》、《颜氏家训选译》、《六朝文章新论》、《墨子选译》、《墨子研究》、《先秦散文纲要》(合作)、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先秦文学史》(合作)、《历代骈文名篇注析》、《古代神话寓言精选》等。其中《先秦散文艺术新探》获1995年北京市优秀图书奖二等奖。

我国的史官建制很早，按周代的制度，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位。《汉书·艺文志》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记载了商周君王对臣民发布的各种政令，文辞简练。《春秋》是鲁国的遍年史，记事严谨，语言精炼。应该说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其代表。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肴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的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 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文，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先秦散文虽然不是纯文学的著作，但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文体方面，后世各种文体的滥觞，多见于先秦。在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中，常追本溯源直到先秦。先秦时期的论说及史传各体都为后世所直接继承。此外，《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章等，类于轶事;《左传》、《列子》好奇，载及鬼神，近乎志怪;子、史中的寓言故事以及《穆天子传》、《燕丹子》，可以称之为小说萌芽;而《战国策》铺陈扬厉，《庄子·说剑》与宋玉《对楚王问》增设主客问答，更可以看出汉赋的渊源。

在文风方面，刘师培《论文杂记》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确实，先秦各家的散文风格，从不同方面滋养着后代作者。此外，先秦散文还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不少题材。 在表现手法上，“《春秋》笔法”、“《左传》义法”，曾被推崇为文之准绳。唐宋古文运动以诸经、诸子为旗帜，标举“文统”，莫不导源于先秦。因此，先秦散文与《诗经》、《楚辞》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