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的前秦史有意义的考察开端，我们必须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的动摇对中华民族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1025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紧密盟友和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

不论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对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的正确使用感到困扰。非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争辩，封建主义是否为说明周代社会政治形势特点的适当名词;如果是，它适用于将近八个世纪的整个时期，还是只适用于其中的某个时期。笔者认为，与欧洲封建主义的相似点几乎完全足以说明把这个字眼用于周代开始的四个或五个世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此以后，它必须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只用来描述大诸侯国中不同程度地持续存在的封建状况的残余。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分期是一个大问题。从奴隶制向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过渡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过渡。对这个问题，答案不那么一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了以前的摇摆不定后，总的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似乎一致认为，过渡是发生在周代最后的两个半世纪，或者刚刚在此以前。但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又出现了谨慎地重新对分期问题感兴趣的迹象，这说明有可能再对这个题目展开学术争论。同时，苏联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依然准备不足，当他们投入这项工作时，倾向于把过渡期定在比中国学者所定晚得多的时期——也许晚至公元3世纪(汉帝国的灭亡时)。

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纵观一下周代最后两个或三个世纪的概貌，下面提出的九个分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部分重叠的，不一定按其重要程度顺序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