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世界历史》从人类历史的开端、远古人类开始讲起，展示了人类几万年生存、发展、斗争、变革、进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系统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人类历史进程规律性的本质联系，反映出走向未来的中国人民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以及对中国和世界现实的复杂思考。

本书还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由于央视纪录片制作团队采访了62个国家的近200名学者，探访了322所博物馆，本书还囊括了全世界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视角独特的点评和大量从国外图书馆采集而来的珍贵资料图片。这些具有新鲜视角的点评和大量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的图片，使本套丛书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具有收藏价值。呈现在本书页面上的，不仅是一部纵贯人类发展全程的历史教材，更是能够让读者感悟世界历史无穷魅力的艺术珍品。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

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开阔，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 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 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史地巨著。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说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直接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但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已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 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著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著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