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合称东周时期;西周时期，周朝君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王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同时，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春秋战国来源于春秋和战国两部分，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据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的解释，春秋意指春去秋来，以编年体形式记录史实。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义的认识理解，我们必须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的动荡对中华民族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1025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紧密盟友和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①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附录3将讨论这个数字及其他有问题的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