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教授是博士生导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苏关系。著有《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等。

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的全国重点大学，直属于国家教育部，是国家“211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学校创建于1951年，是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文理科为基础，同时调进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学原址上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学校现有闵行校区和中山北路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 3,100 余亩。

20世纪50年代初高校调整后，许杰、徐震堮、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程俊英、周子美、余振(李毓珍)、万云骏、史存直、彭鹏、林祥楣等一大批一流学者均执教于华东师大。从钱谷融先生引发全国讨论的“文学是人学”命题、王元化先生撰就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学著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方法论大讨论，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论争等，中 文系都在学术界赢得了巨大声誉。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领域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涌现出一批后起之秀，人才之多，时有“华东师大现象”之说。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两国关系逐渐从分歧走向破裂。本书对于这一时期两国间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如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争吵。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到底该怎样认识这一问题?书中披露，关于“长波电台”，苏联方面一再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一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提供”。而中国方面则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一定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就“联合舰队”问题，赫鲁晓夫称，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本书指出，“莫斯科的这些考虑是针对美国的，并非有意控制中国”。两国间的分歧，其实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

陈锡联披露当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的若干细节。此后，又发生了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中印冲突、苏联撤回专家、中苏公开论战、划界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期间，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定性同时下发全党;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件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国一侧，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是个江心小岛。1968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还开枪挑衅。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苏军的武力干涉，已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中国精干小分队，奉命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双方各伤亡数十人，残余苏军退出了珍宝岛。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