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省委书记的修罗场

在祖国南疆的云贵高原上，耸立着这样一方水土，多族共聚，山清水秀，歌声袅袅，酒香飘飘。

云南，有如世外桃源的气质，迥异中土的异域风情，令她明艳而鬼魅。这里也是保存中华文脉，保留国人浩然正气的最后壁垒，“联大八年”把中国读书人的风骨浇注天地间，震古烁今。

然而，云南也有她的痛楚，这份明净水土近年遭到严重污染，不只是滇池的生态恶化，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更为彩云之南蒙上了浓厚的雾霾。

白恩培成为首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省委书记，秦光荣是第一例投案自首的省委书记，他们的前腐后继为云南留下一桩秽史。

梳理国史，云南省委书记的命运似乎颇值得玩味。谢富治死后被开除出党、阎红彦自杀、谭甫仁遇刺、高严卷款外逃！

彩云之南，莫非修罗场？

“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昆明大观楼的长联闻名海内，“北走蜿蜒”指的是昆明西北方的一座名山：长虫山。

相传，道光年间，青城山一道士来到此地，曾作法“捆龙索阵”，锁住了龙脉，破坏了云南风水，使云南无王者出。

这种野狐禅的民间故事会，但凡中学毕业的人都不会相信，但秦光荣笃信。

刚刚担任省长时，秦光荣带来一对“大师”夫妇，在长虫山作法布阵，花巨资购进压山石，为的是恢复长虫山龙脉，期待天开眼，让他“凌烟阁上美名扬”。

除却罪衣罪裙，“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秦光荣什么也没求来，徒给云南故事添加了一场荒诞的戏码。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时许，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

啪、啪、啪，三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一个妇女倒在血泊之中。

“出什么事了？”另一间房门打开，一个男人循声而出，随即一连五声枪响，男人栽倒在地，凶手扬长而去......

当日6时，昆明全城戒严，一桩惊天大案震动全国：云南省委书记被人暗杀！

遇害者是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及夫人王里岩。这是建国以来，唯一的省委书记遇刺案。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

谭甫仁是四野老班底，在“副统帅”走上巅峰的时刻，获得重用不难理解，但他的任命时机非常敏感。

1967年1月8日，同样是严冬，同样是凌晨4时许。昆明市某造反派组织的车队，浩荡荡开往军事要地小麦峪，此行要揪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

造反派赶到时，他们失望了，阎红彦已成冰冷的尸身，当日夜，阎红彦服安眠药自杀。字台上有一张字条，是阎红彦留给世界最后的话：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阎红彦成为文革中，唯一自杀的我军上将。

自杀前，阎红彦与陈伯达通了一通长途电话，事后，陈伯达叫起撞天屈，否认对阎红彦施压。那通电话到底说了什么，压垮阎红彦的最后一棵稻草是什么，包括那张字条的真伪，全成了留给历史的谜题。

谭甫仁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接到了任命。赴任前，毛泽东专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谭甫仁，向他讲起云南的历史，讲少数民族政策，寄语殷殷厚望，谭甫仁也表态一定在云南干出成绩。

现实的吊诡就是如此，同样在冬季的凌晨，谭甫仁也命丧异乡，而他的死更加超乎寻常。

昆明军区第一时间将谭甫仁遇害上报中央，周恩来指示：抓紧破案，重点放在军区内部，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并要查明有无集团作案迹象。

周相就是周相，特科创始人绝非有名无实，一眼就看出了案件的症结所在，但具体办案过程充斥着曲折和怪诞，谭甫仁遇刺案的结案陈词，要到八年以后才能做出。

关于谭甫仁案，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八卦，有说是台湾特务干的，有说是身边工作人员干的，海外媒体加以绘声绘色渲染，俨然悬疑小说，各种小报一时赚了不少钞票和眼球。

纷纷扰扰的传闻中，最离奇的当属林彪灭口说。

传说谭甫仁遇害当月，他接到一份林彪密电，说某日有一架从缅甸来的民航飞机，经过昆明时叫谭击毁，谭甫仁感到问题蹊跷，只命令军机将民航机迫降，当飞机降落后，出现机舱口的竟是周相，谭吓得当即瘫软，周相要走了电报，正在追查谭甫仁迫降座机的时候，即遭灭口。

这则小道消息出现在“九一三事件”后，一时迷惑了不少人，甚至有人至今相信这种“聊斋”。事后的侦讯，不但用证据挫败了谣言，仅以常识推断，如果真是林彪主使，在对他的批判和反革命集团审判中，如此滔天罪行，难道不会予以清算吗？

谣言的土壤往往是真相不清，谭甫仁案的确存在诸多疑点。

疑点一：谭甫仁所住的别墅围墙很高，不使用梯子无法攀越，而现场只有一张条凳，来自机关食堂。

疑点二：谭甫仁住处配备5名哨兵，却在案发前，以“备战备荒”名义调走三人。此外，谭还有一名贴身警卫员，案发时，谭甫仁高呼警卫员名字，他却始终没有现身。

疑点三：谭甫仁住处离军区机关食堂一箭之地，食堂本有一条退役军犬，好巧不巧的在案发前两天，军犬走丢了。

疑点四：案发时，谭甫仁的小姨子也出现在现场，谭甫仁跑下楼，凶手追在后面，小姨子追在凶手后面，一不呼喊，二不阻拦，眼睁睁看着凶手连发五枪，三枪命中谭甫仁，随后看着凶手大摇大摆从正门离去。

案发当晚，谭家大院共有8人。谭甫仁夫妇、小姨子、儿媳妇、警卫员、保姆和两名哨兵。哨兵住在前院宿舍，保姆住在后院，其余人皆应在主楼内。

凶手率直进入谭甫仁的卧室，而那天他没有住在自己的房间，只有夫人王里岩在。凶手用枪抵着王里岩问：“谭甫仁在哪？”

王里岩回了句：“不在家。”转身即跑，凶手开枪，第一枪打空，后两枪命中，王里岩当场殒命。这一切来自谭甫仁儿媳的陈述，她当时在房内听见了这一幕，而婆婆第一句话居然还说：“你怎么来了？”显然与凶手熟识。

谭甫仁听到枪响，从书房出来，他次日要外出，当晚在看文件。小姨子从另一间房走出，之后便发生了上述的一幕。

谭甫仁一生行伍，可毕竟和平年代久了，老将军久疏战阵，面对敌人已经失去了自卫的本能，只会喊警卫员求救，而警卫员更是从未上过战场的“太平军”，听见枪声吓得钻了床铺。

由于别墅面积广，住在前院的哨兵睡得很沉，对主楼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甚至凶手穿过前院，从正门离开，他们都没有听见任何动静。

专案组最初将嫌疑人锁定在谭甫仁周边，但一一排除了作案可能，唯一蹊跷的是保姆和警卫员。

谭甫仁的别墅和军区司令员别墅背靠背，两家相邻数米，围墙都很高，但谭甫仁家的高墙被警卫员开了一个缺口。

警卫员本是谭甫仁的勤务兵出身，职务变了，干的活差不多，还是做些内政家务，他跟随谭甫仁多年，谭对他像是父辈对子女，有所偏爱。

军事上的事不懂，只能搞好生活，警卫员在后院开了一块菜地，种些时蔬。凶手正是从这处矮墙缺口进入谭家，所以一张条凳足够了。

谭甫仁家的保姆，解放前是资本家姨太太，厨艺闻名春城，下堂后，靠烧菜周转于高干家庭，最终落户到谭家，对警卫员平时很关照。

省委办公厅的一个工作人员，在1975年公安部专家组重审时道出了一桩奇闻。是夜，警卫员在和保姆通奸，听见外面的动静以为捉奸，吓得才不敢出来。

那时警卫员还是年方二十的小伙子，保姆已四旬开往，听到如此怪事，那位工作人员直呼：莫名其妙。

从现场捡到的弹壳做比对，发现是两支59式手枪射出，这种枪产量极少，恰恰昆明军区保卫部有，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进一步确定。

作为唯一见过凶手的证人，谭甫仁小姨子只是提供了身高1.70左右，微胖，戴口罩，三四十岁的样子，声音有些沙哑。

面对这个描述，还是无法锁定嫌疑人，这时一个小孩子起了关键性作用。

云南省住建厅原副巡视员马苏红，案发时是名初一学生。那天清晨，马苏红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马苏红住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家属院，敲门声中，睡得迷迷糊糊的马苏红开门看见一个壮年男子，径直问他：“陈汉中家在哪？”

马苏红给对方指了位置，回房继续睡觉，那张面孔他似曾相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陈汉中是军区保卫部科长，马苏红的邻居，也是凶手的第二个目标，所幸陈汉中那日出差，逃过一劫。

十几天后，马苏红偶遇同院一个叫王东昆的小孩，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敲门的男人正是王东昆的爸爸，专案组收到举报，嫌疑人第一次浮出水面。

王东昆的父亲叫王自政，军区保卫部原副科长，负责首长保卫工作。专案组找来王自政照片，经马苏红确认无误。

王自政掌管过保卫部枪械室，知道取枪密码，熟悉谭甫仁家庭情况，具备作案条件，问题是那时王自政处于隔离审查阶段，有专人看押，怎么会外出杀人？

军区保卫部部长景儒林断然不采信马苏红的说法，认为小孩子胡说八道，在押人员外出作案，除非天方夜谭。

专案组还是决定，让马苏红现场再行确认，负责带马苏红去现场的就是凶手想要杀死的陈汉中。

专案组提前布置，严格遵守马苏红到达现场的时间，不能让王自政发现，以免打草惊蛇，但陈汉中没有按规定执行，等他领马苏红到场时，和王自政正好撞个正脸。马苏红指认出了王自政，但也打草惊蛇了。

同时，景儒林开始查枪工作，军区保卫部的确丢失了两支59式手枪和20发子弹。但景儒林坚决不肯把丢枪和凶杀案并联，对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进行逼供、诱供，要求说是秘书私自外借老乡打猎使用，为案件侦破又横生枝节。

专案组决定立即逮捕王自政，由陈汉中带领两个保卫干部，以找王自政开会为名实行诱捕。王自政自知暴露，开枪拒捕，打伤陈汉中和另一名干部，后饮弹自戕。

王自政自杀使用的手枪正是保卫部丢失的，另一只手枪则在厕所中被搜寻出，恰好就是杀死谭甫仁夫妇所用，王自政系杀人凶犯无疑。

在对王自政住处的搜寻中，发现王有三本日记，但所记混乱，犹如天书，难以找出作案动机的线索，而王自政在被审查期间，居然随意外出、窃枪、行凶，军区保卫工作的混乱可见一斑，景儒林随即被停职交代问题，不数日，景儒林在“学习班”上吊自尽。

景儒林的死为案件蒙上又一层阴影，是不是畏罪自杀？谭甫仁遇刺案，是个体作案还是团伙行为，背后有没有更大的阴谋？

案情迟迟得不到突破，周相亲自点名赵苍壁重整专案组，务求水落石出。

赵苍壁是老一辈刑侦专家，当时国内局势异常复杂，“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将谭甫仁案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硬性并联，试图揪出一个庞大的反革命军事集团。在政治挂帅的年代，赵苍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坚决不做上纲上线的挂钩，最终把王自政刺杀谭甫仁一事的来龙去脉调查明白。

王自政是河南内黄县人，富农出身，解放前系还乡团成员。1947年，与其堂兄谋杀我党基层干部，后畏罪潜逃。

离开家乡后，王自政改名换姓，伪造个人历史，参加了解放军，而且入了党、提了干，和老家再无联系，本以为可以混在革命队伍里一辈子。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王自政的家乡有人查到了他的下落，写信给昆明军区。起初，因为名字、历史都对不上，昆明军区未引起重视，但河南方面一直有人举报投诉，军区政治部向谭甫仁请示，经谭甫仁批准，对王自政隔离审查。

王自政知道一旦陈年旧案被翻出来，自己难逃一死，而造成他困境的是谭甫仁，于是心生报复。在隔离审查期间，陈汉中对王自政态度强硬，引起他的怀恨，所以决定杀掉谭甫仁后，一并解决陈汉中。

王自政得以行凶，暴露了昆明军区管理上的一系列漏洞。枪械保管定期换人，但密码不更换，王自政轻松拿到手枪。

而负责看押王自政的军区人员，缺乏基本责任心。哨兵换岗不是到岗交接，而是前一班战士回宿舍喊下一任接班，由此大门有了空隙时间，最长甚至出现过十分钟以上的空岗。

王自政早就摸透了哨兵的习惯，屡次深夜外出，数月之内竟无人发现。景儒林的自杀，也是缘于严重失职，担心被追究责任，与王自政杀人无任何关联。

赵苍壁主持的专案组查明，谭甫仁被害，系王自政出于阶级报复的个人行为，此案无第二人参与，但结案报告又被意外打断。

那段时期，公安部极不太平，任过云南省委书记的部长谢富治病亡，继任部长李震自杀，“四人帮”抢夺公安部控制权，要严查内部异己分子，赵苍壁带来的专案组成员，数人被认定有问题，纷纷召回北京受审，专案组被强令撤销。

直到1978年6月，文革结束后，公安工作恢复正常，赵苍壁出任公安部长，才对谭甫仁遇刺案再次审核，写出结案报告。

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省委书记被害案，历时八年终于告破。

云南的另一个唯一，是建国以来唯一卷巨款外逃的省委书记，至今逍遥海外的高严。

关于高严，云南坊间有很多传说，流布最广的就是他的出身。

因为姓高、生于东北，云南百姓盛传高严是东北人民政府原主席的哲嗣。其实，又是一次路边社的附会，高严是地道的东北农家子弟。

吉林榆树市西约40公里处的靠山屯，一个拥有百余户人家的关东小村庄，1942年高严降生于此。

高家是当地富农，高严的父亲高艳英是名教师，当地老人依稀记得，高严的原名叫高庆林，按家谱取的，高艳英对这个儿子的学习看得极重。高严还没入学，父亲就强逼着他背书，有一次高严跑出玩没背书，高艳英打得他口鼻淌血。

就在高严即将上学的时候，高艳英调去外乡任教，从此高家和靠山屯没有任何联系。

高严毕业于长春电力学校，吉林热电厂是他第一个单位，也决定了他一生与电力的渊源。

工厂的老同事还对高严有着很深的印象，个子不高，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厂里上上下下关系都处得不错。

高严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在改革开放大力提倡“四化”干部的历史机遇下，他也是获益者，30多岁就当上了省电力局副局长，45岁已是副省长，后又升任省长。

一个农家子弟，从基层技术员做到家乡最高行政长官，这种概率比中彩票头奖还低，高家的祖坟何止冒青烟，简直是着了火！

1995年6月，高严从白山黑水来到彩云之南，成为真正的封疆大吏。他任云南省委书记只有短短的26个月，带给这里的内伤却至今没有痊愈。

履新伊始，高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留给云南干部很好的印象。他说，母亲担心他在云南没有钱花，把自己攒下的6000元寄来，其中还有毛票和硬币。在场人员听了颇受感动，而高严日后的所作所为，只能让人以“影帝”视之。

高严在云南真正让人有怀念的政绩，就是给云南省公务员涨了几百元工资，名曰：高原补贴。云南干部取谐音，呼以“高严补贴”。

高严留给云南的另一大纪念，就是他的花边新闻。

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女人的身影，坊间也乐于传播这类内容，关于高严的绯闻，和一个叫杨珊的女人有关。

据传杨珊是云南电视台主播，高严第一次见到她，就被杨珊的美貌倾倒，发起强力攻势。在上海为杨珊购置豪宅，金屋藏娇，并提供4辆高级轿车供杨珊使用。另外，高严还给了杨珊大量的人民币和外币。

有调查记者曾就此事做过实地采访，经查，云南电视台并无叫杨珊的主播，甚至都没有叫杨珊的员工。与大量披露出的贪官情人，有名有姓，证据确凿不同，高严与杨珊的故事，杜撰的可能性极大。

没有杨珊，不等于没有别人，高严的确有情妇。纪检部门查出，高严转移、藏匿到海外的资金，人民币500多万元，还有劳力士牌手表6块，以及大量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等贵重物品。这些转移工作由一名女性完成，她应该是高严的情人，但具体姓名未曾披露。

高严在云南任职不久，就闹出过“花”名。他是独身来云南工作，住在老省委旁边的新联宾馆，一座独立小院供他使用。这栋别墅原为接待缅共领导人的联络站，当时就传出过高严调戏女服务员的事。

高严在云南的贪腐行为，主要和褚时健有关。90年代的云南，文旅产业还没开发，丽江、大理对当时多数国人还是陌生的名字，云南的经济支柱就是红塔集团。

褚时健自述中，讲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有多大，批给谁红塔山专卖权，瞬间就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那些年，围绕在褚时健身边的，非富即贵。

高严为一港商牵线搭桥，从褚时健手里要批文，即便褚时健落马，他也没有停手，又让秘书从红塔集团要了7500箱香烟，个人从中收取180万介绍费。

1997年8月，电力工业部更名为国电公司，高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次人事任命，考虑到高严几十年深耕电力系统，对行业熟悉，国务院希望由他这个老电力主导机构改革，但也正是电力改革刺激了高严，促使他下定叛国的意念。

2001年，国务院开始尝试电力体制改革。这次改革，不仅是实现原国电内部改革，而是要对国家电力供应体制的全盘调整。200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为宗旨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同年12月29日，在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基础上，中国电力新组建的11家公司宣告成立。

至此，“国家电力公司”寿终正寝，其电网、电源及辅业资产相应被两家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家辅业集团公司所取代。这正符合“铁腕总理”的改革思路。

这样的决定和高严的判断有很大出入。作为一个正部级官员，分拆后的“小”公司无法安置这尊“大神”，适值60岁的高严，重回政界也不太现实，因而他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退休。

按照国家要求，公司分拆和领导离任都要进行责任审计，自然会有诸多问题暴露出来。高严在国家电网的挥金如土是有名的，某一次企业年会，短短3天时间竟然花费304万元。为了高严中午有地方休息，专门为他在饭店安排了总统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他并不高大的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更换了床上用品，连抽水马桶都重新购置。

在吉林一手提拔的老部下，省电力局副局长被抓，让高严感觉到山雨欲来，而此时纪检部门已盯上了他，2002年3月底，高严已被限制出境。

关于高严的外逃，具体过程尚有待公开，他走后，儿子高新元被逮捕，来了出“父债子偿”。

高新元毕业于北大政治学系，读大学时，高严还是吉林省长。在北大就读期间，吉林省驻京办事处的官员经常到学校看望高新元，他也把吉林省驻京办的宝马车用作私车，那时宝马车尚不多见。

高新元毕业后分配至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公司工作。不久就去了澳大利亚，说是留学。一年后回国，开办了上海润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1997年底，高新元结识了南通商人孙万明，孙万明的公司专门承揽建筑及装饰工程。高新元帮助孙万明的公司中标承揽电力系统的多项工程，从孙万明处获取800万的回报。

高新元案牵涉多地电力系统的干部，2004年8月，高新元以行贿罪获刑五年。

长春市通化路与树勋路交口一带，十几栋楼房组成了吉林省电力工业局的职工住宿区，其中一栋高29层的家属楼，是高严父母最后的栖居之地。

吉林省电力公司开办的名门饭店是吉林省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高严位高权重那些年，高艳英夫妇的一日三餐都由名门饭店包办，高严出逃后，没人给他们送饭了。

高艳英夫妇相隔不久先后去世，潜逃的高严没能为父母送终，不知寄生海外的他，是否还带着母亲省吃俭用留下的那6000元钱？

国家进入新时代，空前的反贪腐行动抓捕了大量腐败分子，也有不少外逃贪官或回国自首，或被引渡抓捕。

2014年10月20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在几周之内展开没收贪污官员财产的行动，高严将是一个关键目标。

几年的光阴倏忽流过，关于高严，没有新的消息传来。对此，我们希望那句名言不会落空：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人民领袖考察云南时深刻指出：“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浚其源，涵其林，养正气，固根本，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云南的政治生态要荡浊扬清，恢复正气，需要下相当的工夫，要有壮志断腕的勇气。高严、白恩培、秦光荣，他们带坏了一个地区的风气，带坏了一批干部，比贪污钱财更可恶的是戕害世道人心。

本文写作时，《清流毒——云南在行动》的专题片热播，一位昆明老作家看到官员堕落至此，难抑悲愤，写下这样的话：

云南人民命真苦，一直活在“敌占区”......